75岁的男同性恋：我等到一切都已不再重要

老巴黎至今仍保存着从孩提时代到现在的老照片。 图/尹夕远

老巴黎的老照片。图/尹夕远

2014年9月6日，美籍华人张志鹄和英国人戴伟绅在英国驻北京大使官邸登记结婚。图/Ray Zhao Patricia Zhao

75岁的男同性恋“老巴黎”回忆，那个年代的中国对“这种人”并不友好。邻居背地里叫他“流氓”、“人妖”，更难听的词也有。母亲死前也没能原谅他。“我想摸摸她的手，结果她把手推开，说，‘我争多大的脸，你给我现多大的眼。’”他眼圈发红、哽咽着说，“母亲哭了，我也哭了。挺难受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是这种人。”

本刊记者| 吕昊

实习生| 曲超

图| 尹夕远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是这种人”

每个天气好的周末，75岁的男同志“老巴黎”都会从西单大秤钩胡同出门，坐上22路公共汽车，晃荡将近一个小时到海淀牡丹园公园。那里是北京目前最大的同性恋者聚集地。

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30多年。

对他而言，去牡丹园逛一圈“就跟回娘家似的”，是件每周不能缺席的事。年轻时走动得还更频繁些，如今腿脚已不那么利落，“上公交车的时候总磕磕碰碰的，原来一蹦就上去，现在扶着咬牙都上不去。”他把裤脚挽起来，指着自己膝盖上的几块淤青告诉《博客天下》。

老巴黎在牡丹园同志圈里算元老，每次去大家都围上来叫他“姥姥”。他喜欢这个称呼：“从小我就觉得，我一定是投错了胎，所以才男儿身、女儿心。跟女孩玩在一起，跳皮筋、织毛衣什么的都行，但心里喜欢的是男孩。”

小学四年级，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住在同一个大院里的男班长，两人一块儿做作业，躺在炕上，老巴黎就亲他抱他。母亲发现了，给了他一顿毒打，他羞得抬不起头来，好几年再也不敢接近男同学。

“也觉得自己挺怪的，是不是怪胎啊？”他说。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老实保守的母亲特别不理解，偶尔忍不住对着他埋怨，我是不是缺了八辈子德，生了你这么个怪东西。

老巴黎的初恋在16岁，对方是中专学校同寝室的男孩老六。班里同学都知道，也不太避讳，就对着他“六嫂、六嫂”地喊。

“感觉是比较纯的，就愿意做他的女人，那种想法。”他说。

母亲死前也没能原谅他。“我想摸摸她的手，结果她把手推开，说，‘我争多大的脸，你给我现多大的眼。’”他眼圈发红、哽咽着说，“母亲哭了，我也哭了。挺难受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是这种人。”

那个年代的中国对“这种人”并不友好。邻居背地里叫他“流氓”、“人妖”，更难听的词也有。

他不明白自己哪里出了问题。有人说这是病，却都讲不出具体的词来解释。“当时我们家隔壁住了个妓女，”老巴黎扬了扬下巴示意房间南面一扇被报纸糊起来的暗红木门，“就住在那里头。她什么都懂，直接跟我妈说，你孩子是个‘二胰子’，意思就是半男半女呗。她说，给检查检查，可能是生理上的毛病。”

“流氓”是彼时公众对同性恋的普遍解读。从事同性恋研究工作25年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教授张北川告诉《博客天下》，“同性恋”作为性教育学术词汇在1925年传入中国，当时的翻译是“同性爱”，传播范围非常窄。人们对同性恋知之甚少，大多数情况下仍引用明清禁断小说中的“断袖”、“分桃”、“鸡奸”来形容这种同性间性行为的关系。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满街贴出了关于男男或女女在东单、西单、牡丹园几个公园偷偷聚会的大字报，老巴黎才知道，他们“这种人”其实有一个更准确的称呼：同性恋。

老巴黎第一次去牡丹园，是同志朋友介绍的。通常在晚上天黑之后，广场边、树荫里窸窸窣窣地聚集起一小堆一小堆的人。在那里区分“自己人”很容易，昏暗的灯光下男人成双成对地在角落坐着，也有还没找到伴的，用眼神四处打量张望。

也没有什么暗号，但轻而易举就能发现同类，“其他人走过去的时候都好好走路，同志满处寻摸，见谁盯谁。遇上了根本不敢说话，就是使眼色，离开那儿。”

这个完全依靠口口相传的聚会点，从起初每天晚上四五十个人，到最火的时候，1989年前后，一晚上能聚集二三百的男同志。

导演张元1995年拍摄的电影《东宫西宫》里也描述了90年代初期，警察在北京同志常聚集的天安门东西两侧公厕蹲点抓人的场景。老巴黎记忆中，警察和同志就像捉迷藏，同志不敢张扬，肩并着肩慢慢走，便衣警察远远地在马路对面悄悄跟着，等待抓“现行”的机会。

“去公园的0比较多（0指男同性恋中扮演女性角色的一方，相应扮演男性角色的一方称为1），大家都姐姐妹妹相称，”老巴黎说，感觉找到了组织，“原来跟小偷似的，偷偷摸摸的，就以为自己是犯罪，现在觉得，还有这么多人呢，不光我一个，慢慢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人群。”

寒冬

“小时候遭遇‘文革’，经常看大街小巷贴着枪毙人的名单，前面是‘现行反革命’，最后总会有一两个鸡奸犯。”公开支持同性恋的艺术家陈丹青在一次访谈中说道。

那也是许多老一辈人对同性恋的最早记忆。民国后期，鸡奸罪、流氓罪的出现将同性恋活动推到牢狱边缘。

“文革”结束后，随着1979年《刑法》颁布，流氓罪正式确定下来。尽管条款内容未提及同性恋，但部分地方司法部门仍依据原文中“进行其他流氓活动”拘捕同性恋者。

“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中国在（同性恋定罪）这方面，是很模糊的现象。”张北川说，“流氓罪是个框，可能在街上、公交车上调戏妇女是流氓罪，那么（男人）不断地和男人乱搞，这也是流氓罪。要是碰见严打的时候，还能进去个一两年。”

老巴黎对“进去个一两年”深有体会：“头一年半，别说吃肉，连个肉皮子都没见过。那生活苦极了，整天是白菜游泳，”他回忆劳改的生活，“这个白菜汤，有两块白菜叶就觉得太幸福了。”

1977年到1986年的9年里，他有3次、共7年时间因为流氓罪接受劳动改造，在北京大兴礼花场扛洋灰。

“一百斤一袋，从这儿抬到咱们刚进胡同门那儿，”他比划了一个表示距离的手势，“下午再给背回来，就这么折腾，强制你劳动。”

初次被调查是因为揭发检举。当时他是北京110中学的语文教师，学校领导特别重视，西城分局还找来了警察，给他办了四五次学习班，一对一训话，逼他承认“流氓”行为。他觉得没凭没据，抗拒了几次，最终还是因为“思想意识差”、“鸡奸嫌疑”被判定强制劳动。

那是老巴黎第一次因为自己的同志身份入狱。

和他一起劳改的一百多个“坏分子”中，大概有两三个是同志。“那个时候在警察局，也没人说你是同性恋，就说你是流氓犯罪，冠冕堂皇的。”

1980年出狱后回到学校，他从班主任降到了后勤，每天穿着社工服，在楼道里打扫卫生。他对这种不顾事实凭证的抓捕感到绝望，觉得特别冤得慌。

改革开放后，性在中国逐渐被打开，同性恋迎来自我觉醒、从地下走到地上的时代。在老巴黎身边，那个年代因为同性恋而入狱、丢掉工作甚至自杀的例子并不罕见，被逮捕的地点多半是同志圈内默认的搭讪场所：公共澡堂、公厕和夜晚公园的小树林。

1982年，老巴黎在澡堂里第二次被捕。

他觉得是因为严打，为了凑人数把他凑进去的。“澡堂里对面的小伙子似笑非笑地看我，还老拿脚踹我。我想可能是同志，就跟他凑近乎，没想到他是警察，噌地一下站起来了，大喊了一句‘你表演得够充分的！’”他回忆，“这就是故意的，诱发我犯罪，对不对。”

与两年劳教一起判下的是取消城市户口。学校也不愿接纳他，说，你能自己找工作最好，你上岗我们也跟着倒霉。1986年最后一次从狱中出来以后，他没再回去报到，彻底失去了与学校的联系。

1988年，台湾作家白先勇描写同性恋的小说《孽子》在大陆出版发行，老巴黎从头读到了尾。小说第一章开头写，“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

白先勇笔下，这个“王国”是原始的、隐秘的，没有规则、没有保护，只有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流亡，像极了20世纪80年代老巴黎的生活。在那段日子里，他与异性恋的世界也似隔着一堵厚重的墙，而墙的这一头，是漫长的寒冷冬夜。

捅破那层窗户纸

出狱之后，老巴黎回了一趟“娘家”。他注意到一个微妙的变化：公园里开始有人主动跟他搭讪了。

“同志”这个词也是那时候在公园里学来的。每天来聚会的人里有些出国回来、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他们一宣传，大家就传开来。公园不再只是一个同性恋在夜晚偷偷地、沉默地约会的场所，经常老巴黎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有中年男人走过来问，“你是同志吗？”，他一笑，对方就明白了，坐下来开始聊家常。到后来，路过遛狗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同志”是怎么回事。

这个变化让他感觉到，社会好像慢慢开始接受他们了。

过程注定是缓慢的。1997年国家修订《刑法》、废除可对同性恋判刑的流氓罪后，法律对于同性恋现象的态度进入了漫长的空白与沉默期。既没有合法化的承认，也没有反对的迹象，同志群体对社会权利的争取在政府谨慎、模糊的态度下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

社会学家李银河向《博客天下》回忆，2001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播出“走近同性恋”，邀请她和男同志导演崔子恩、女同志画家石头三人到演播室探讨对同性恋的认识。

这档45分钟的访谈节目首次打破了中国电视媒体此前对同性恋一贯的失语状态。用主持人马东的话说，公开谈论同性恋就像“捅破一层窗户纸”，而他认为，“在一个健康开放的环境里，不应该有任何事情，明明客观存在，大家却有意视而不见。”

李银河对这个节目印象深刻。“我们做了这个首播播出来以后，重播就给叫停了，可能当时还是挺严厉的。”

“当时有一些外国人问，中国究竟有没有同性恋，”老巴黎说，“但政府都不表态、不说话、不敢承认国家有这样一个群体。尽管事实就在那儿摆着，他们只不过是睁一眼闭一眼。”

来自官方的第一支信号在2004年12月1日发出。公益团体“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广州同志阿强对《博客天下》回忆，那天卫生部发布了一组数据，指出中国男同性恋者的数量是500万到1000万，意味着在中国处于性活跃期内（15岁至60岁）的男性中，每100人中有2到4个人是男同性恋。

“早期（政府）会觉得同性恋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生活的产物，都是从国外学来的。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是有同性恋的。”阿强说，这被他认为是一个里程碑。

另一个里程碑在2000年8月，国家修改《婚姻法》前夕，包括李银河在内的十几位法学家、社会学家在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碰了一次头。那是李银河第一次觉得，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有机会了。

“开始的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提出来了，”她对《博客天下》说，“记得当时社会学界的基本都是跟我是同一个意见，但是有婚姻法专家当时就说，‘太早了，咱们中国干吗带这个头啊’，给压了下去。”

没人带头的结果是，张北川统计，在中国，同性恋受家庭与社会压力隐瞒性取向、与异性恋结婚的比例极高。

老巴黎曾是这个极高比例中的一员。1976年，37岁的他娶了一个母亲指定的、小他8岁的姑娘。他老觉得她是妹妹，对她不冷不热的，没到半年就过不下去离了婚。妻子离婚那一刻也不知道他是同志，直到后来听说他因为流氓罪入狱的消息，从此带着孩子离开了北京，两人再也没见过。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家里觉着你走了邪路，结了婚就好了。怎么可能呢？”老巴黎说。他熟知的圈子里，家人特别不能接受同性恋，打啊，闹啊，逼婚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最后同志被逼得上吊自杀的也并非个案。

想结婚的同志只能悄悄办“地下婚礼”——没有家人，没有合法登记，只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低调地举行。

2014年9月6日，一场同性婚礼在微博高调地被转发了几万次。没有婚纱，没有伴郎伴娘，交换誓词和戒指的是一对西装笔挺的新郎。在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的见证下，英国人戴伟绅和美籍华人张志鹄成为第二对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登记结婚的同性恋人。

戴伟绅告诉《博客天下》：“今年早些时候，有人咨询中国政府，英国人是否可以在北京的英国领事馆举行同性婚礼，结果没有被拒绝。”他同时也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总领事。

“我们已经订婚一年了，之前一直关注英国和美国的同性伴侣婚姻条例。今年3月英国新修订《婚姻法案》后，我们等来了最好的结婚时机。”戴伟绅说，法案规定同性伴侣可以合法结婚，并平等享受异性伴侣结婚后的一切权益。

自此，英国成为世界上第16个正式承认同性恋婚姻的国家，而中国是允许同性英国公民在英国使领馆注册结婚的24个国家之一。

英国政府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化并不意味着戴伟绅和张志鹄立刻就能在北京结婚。“我知道Brian（戴伟绅）为这件事前前后后努力沟通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的共同好友李迎对《博客天下》说，“其实我觉得他选择这种方式结婚，是对同性恋婚姻的一种支持。因为这件事情是有点擦边球的意思，虽然你是在大使馆，属于英国的国土，但这件事发生在北京，所以你跟自己的领事馆、中国政府都要有一个交涉，一旦同意了你在这里做这件事情，就相当于同意了所有在中国的英国同性恋人都可以在北京结婚。”

婚礼在同志圈子里被传开了，像是传递了一个希望的讯号。“Brian（戴伟绅）不仅仅是自己结了一场婚。无论从政治家的角度也好，外交官的角度也好，我觉得他把它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能看到一个非常强大的倡导的价值在里面。”阿强说。

老巴黎也不是没想过结婚，但是现在，“75了，不爱出这风头了，也不在乎形式上的东西。”

他跟现在的男朋友是8年前在南礼士路公园认识的，对方已经结了婚，两个人一个礼拜偷偷见两三次面。守着比自己小30岁的男朋友，不离不弃的，两个人好好过一辈子，老巴黎觉得已经很足够。

“要是以前能结婚，肯定结婚，现在他（男朋友）有家庭，也有孩子了，没有必要了。”他说，“将来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是必然的趋势。原来觉得对这个事像个寒冬一样，现在就到一个暖冬了。外国都公开了，咱们也会追上的。”

从1996年跟着他生活到现在的干儿子不喜欢听这样的话。老巴黎说，“他是基督教徒，认为同性恋是犯罪。还劝我呢，别走这个道儿了，过正常人的生活，可以升天什么的。”

对老巴黎来说，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