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曾搜尽天下珍兽 宋徽宗建“史上最大”动物园

清末市民在参观动物园时的场景。

这幅《明人画麒麟沈度颂》画轴上的麒麟其实就是长颈鹿。

西汉《上林苑驯兽图》局部

中国传统的瑞兽麒麟形象

动物和人的历史之五珍兽

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动物园”，出现的时间其实很早，这就是上古时的“囿”。据说黄帝有悬圃，纣王有鹿台，文王有灵囿。到了秦汉时，最著名的园林代表作是上林苑。之后隋有西苑；唐有禁苑；宋徽宗修造寿山艮岳；元明清时有万岁山等。园林中大量蓄养动物，以营造景观，当中不少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都属于珍禽异兽。在民间，贵族和富裕之家的私家园林中，也往往豢养不少动物。而且越是富裕的时期，人们对于珍奇动物的需求就越强烈。这构成了中国蔚为大观的珍兽文化。

宋代兴起私家动物园

由于面积广大，环境近似野生，而且规格非常高，所以中国古代的“动物园”对于珍禽异兽的需求量是惊人的。如农史学者郭风平、方建斌的描绘：“汉成帝时，诏令右扶风郡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遍地撒布罗网，捕熊罴、豪猪、虎豹、兕、狐、兔、麋鹿等，载以槛车，输入长杨射熊馆。射熊馆系上林苑动物观赏区之一，此外还有鱼鸟观、走马观、犬台观、观象观、燕升观、白鹿观等动物观赏区。”由此可见，当时的珍兽豢养不但规模巨大，而且有了一定的区域划分。这和今天野生动物园有着共通之处。隋炀帝建洛阳西苑，命天下州郡贡献珍禽异兽，“遂有西苑草木鸟兽繁息之盛，桃蹊李径，翠阴交合，金猿青鹿动辄成群”。唐长安禁苑中森林蓊郁，池沼河塘密布，四季候鸟络绎不绝，其中专设垂钓鱼鳖、放养鹰鸭、驯育骡马及虎豹的场所，以供贵族狩猎之用。

水浒中讲到好汉杨志之所以获罪，是因为失陷了“花石纲”。宋徽宗修凿寿山艮岳，四处搜求花木鸟兽，这就是所谓“花石纲”。园内的鸟兽都要经过特殊驯化，当徽宗游幸时白鹤金鹿能列队接驾迎鸾。艮岳放养的珍禽奇兽数量极大，郭风平、方建斌指出：“当金兵围困汴梁时，钦宗曾命令将10余万只山禽水鸟投之汴河，又宰杀大鹿千头以犒劳将士。足以表明，艮岳是我国古代园林中拥有动物最多的苑囿，在园林动物史上空前绝后。”

私家的需求一样旺盛。郭风平、方建斌指出，西汉梁孝王园中见于记载就有兔园、落猿岩、栖龙岫、雁池、鹤洲等专门动物驯养区，“富商大贾袁广汉亦嗜好园林动物，多购奇禽怪兽委积园中，计有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等。袁氏后因富得祸，被抄没家财，他的园林及其动物亦转嫁皇家上林苑了。”即使在佛道的修行场所，豢养珍禽异兽也是风气。比如《洛阳伽蓝记》等资料记载，七山寺周围“林蔽弥密，猿猴连臂，鸿鹄翔集，白鸟交鸣；虎豹往来安详，熊罴隐木生肥，巨象数仞，雄蟒十围，麋鹿易附，狎兔俱依；另有秋蝉、寒鸟、蟋蟀、狐猿、鸿雁、鹍鸡等嬉戏其中”，可以想见景象之壮观。

元明清时期的北京南苑（元代的放飞泊，明代的南海子）碧波荡漾，丰草茂林，放养着黄羊、獐、雉、兔，还有珍稀的麋鹿和凶猛的老虎。曾经面临绝种危机，后来成为种群恢复典范的“四不像”（麋鹿）的种群保存，就多得避暑山庄之益。

汉皇家园林里有印度犀牛、伊朗千里马

对于豢养动物的无尽渴望，令皇家和私人的关注点越来越奇。中原地区的主要动物在很早时就已经被尽纳园中，边疆地带的出产也渐次被发现，到最后，只能依靠海外贸易来博取惊叹了。郭风平、方建斌援引历史资料指出，汉武帝时曾有匈奴人献来一只猛兽，状如黄狗，“据说距离长安四十里，城里的鸡犬吓得不敢吠叫，到了上林苑，骑上老虎头，老虎吓得一动不动”。《汉书·西域传》载，汉武帝时西域南海的方物“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两位学者指出：“据林梅村先生研究，这一时期原产非洲和西亚的狮子、鸵鸟，马来西亚的白貘，印度的犀牛，伊朗的千里马等珍稀动物均作为贡物进入汉皇家园林”。

明代是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虽然有着海禁等严格的限制，但经由朝贡使团和官方活动，仍有大量的海外动物被输入国内。据说今天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万牲园在当时已经饲养了数百头狮子。饲养经费令不少官员深感忧虑，不断上书言此。但根据学者杨永康等的看法，对于珍兽的这种喜好，并非仅仅是观赏心理所致，还因为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政治含义。祥禽瑞兽的进献可以宣扬君权神授，粉饰太平。在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下，有些动物被视为祥瑞， 象征着上天对在位君王及其治道的认可与表彰。

杨永康指出，明代进入宫廷园林的珍兽主要有几个来源：“一是番国诸夷朝贡时进献的贡品。二是地方向朝廷进献的土贡， 包括辽东、蒙古、西藏、新疆、云贵等地区所设的羁縻卫所以及土司、土官， 贡品和土贡进献时间、种类、数量， 朝廷都有定制。三是国内外临时性的进献， 如白象、白虎、白鹿、白鹊等祥禽瑞兽的偶然出现。四是朝廷临时性的征索与采办”。从当时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其涉及的动物种类极为多样，如海青、豹、象、犀、黑熊、白獭、孔雀、黑猿、骆驼、狮子、牦牛、麝牛等，都是当时中原极少得见的。

史料记载： “永乐、宣德、正统等年间俱有虫蚁牲口（即豢养动物）数多， 至天顺年间二万三百余个只， 弘治年二万九千四百个只， 正德年二万九百三十余个只。”这种规模，恐怕远远超出今天大多数的知名动物园。

郑和下西洋时

曾多次运作“麒麟贡”

在中国古代所豢养的各种珍兽里，最具神秘色彩的当属“麒麟”。作为中国传统的“四灵”之一，麒麟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但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可以多次看到进贡“麒麟”或“麒麟”输入的记载。“麒麟”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动物？

较为普遍的说法认为，麒麟其实就是原产非洲的长颈鹿。学者张之杰认为，麒麟原指何物已难稽考，在明代，是指长颈鹿。明代将长颈鹿称为麒麟或祖剌法，“祖剌法，是阿拉伯语音译；至于麒麟，系附会索马里语giri”。早在宋代，国人就知道有长颈鹿这种动物，至于将长颈鹿附会为麒麟，可能也始于宋代。他指出：“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秋，榜葛剌(今孟加拉一带)的使臣带着一只麒麟来到北京，择期向永乐帝进献，这是长颈鹿第一次来到中国。九月丁丑(七日)，榜葛剌使臣献麒麟及名马。戊寅(八日)，礼部上表请贺，成祖虽说‘其免贺’，但翰林院修撰沈度写了一篇《瑞应麒麟图颂》，宫廷画师画下麒麟图像，将《瑞应麒麟图颂》抄在图上。这幅《明人画麒麟沈度颂》画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为榜葛剌所贡麒麟即长颈鹿留下最真实的记录。”这只长颈鹿本来是马姆鲁克苏丹巴斯拜致赠孟加拉国王赛弗丁的礼物。郑和下西洋船队统领之一的杨敏，不知以何种方式转手取得，送回中国，呈献给永乐皇帝。

在郑和下西洋期间，据各种史料记载，曾多次运作“麒麟贡”，其中有三次被记载于中国的官方史录中。有学者认为，搜求麒麟等珍奇出产，也是郑和船队远至东非的目的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长颈鹿之外，斑马、直角羚、鸵鸟等非洲特产动物也一并被输入中国。学者张箭指出：“1430年前后成书的《异域图志》就逼真地画下了斑马，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的第一幅斑马图画(画名简称为福鹿)。其惟妙惟肖的程度已接近今天的水平。”而今天我们所知的“鸵鸟”一名，也是明代医药大家李时珍根据时人所称的“驼蹄鸡”而改的。他还认为鸵鸟粪有化消胃肠内异物的作用，并在《本草纲目》中绘制了东亚地区第一幅鸵鸟图。

不过也有人认为麒麟在早期并非长颈鹿，而是生活在中国本土的犀类动物。有学者指出，今天所称的印度犀的分布范围在古代曾经深入中国境内，后来随着环境变迁和人类活动等因素而逐渐南退。但可能偶然有孑遗的犀牛出现在中原地区，从而被视为异兽。还有学者认为麒麟并非印度犀，而是生活时间更早，今天已经灭绝的古犀类。

从古籍中对于“麒麟”的描述，也的确能看到犀类的影子。无论如何，作为一种象征着祥瑞的动物，麒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早已无需赘言。今天人们对于其原型动物的争论，或许无法真正还原它的原貌，但确实能大大扩展人们对于自然与环境的理解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