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ropic最大的风险,是阿莫代伊“德不配位”
2006年,达里奥·阿莫代伊23岁,正在斯坦福大学读物理。
这一年,他的父亲里卡多——一位从意大利托斯卡纳移民美国的皮革匠人,在长期丙肝的折磨中离世。
达里奥几乎不公开谈论这件事,直到2026年8月,他才在一篇文章里写下细节:父亲去世后没几年,直接抗病毒药物sofosbuvir获批上市,能治愈95%的丙肝患者,“大概率也能治愈他。”
父亲的经历让他意识到,科学进步能够救人,于是他的研究方向从理论物理转向了生物物理。
2014年,病痛轮到了壮年的达里奥,31岁的他被诊断出睾丸癌。

对于达里奥来说,这是不幸的,睾丸癌在他那个年龄段,本身是低概率事件,从统计上看,他本是不会中招的大多数。达里奥同时又是幸运的,睾丸癌发现较早,让他能及时化疗将风险扼杀在摇篮。
这件事之后,达里奥清晰感受到,生命的随机与脆弱。
于是他决心用AI加速所有医学科研,离开斯坦福后,达里奥加入百度,正式全职做AI研究。
深刻感受过癌细胞生长速度的达里奥,又开始担心AI会如同癌细胞一般,作为一个单纯朝着目标优化的系统,无恶意地毁掉承载它的环境。
这种担心让达里奥与OpenAI产生分歧,2021年,他带着妹妹丹妮拉离开并创办了Anthropic,把“安全”写在公司的门面上。
但随着Anthropic壮大,达里奥的个人判断开始从公司理念变成商业边界、产业规则乃至地缘政治主张。与此同时,这些主张又不断与Anthropic的竞争利益、财富增长和权力扩张重合。
当达里奥要求世界相信他的克制、远见与道德判断时,他自己的言行是否足以承载如此巨大的权力,也就成了比模型安全更迫切的问题。
一
此刻的Anthropic,正站在声望的顶点。
截至11月19日,Artificial Analysis智能指数上,Claude Fable 5.2以65分位居第一;LMArena视觉榜上,Claude Fable 5和Claude Opus 5.5分列前两名。
大模型没有一张统一的总榜,但在推理、编程、视觉等关键能力上,Claude已经站在行业前列。
收入增长比排名更直观:2023年,Anthropic的营收只有4100万美元,2024年升至3.86亿美元,2025年达到45.85亿美元。2026年前三季度,这一数字已变成332.42亿美元,其中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127%。
资本市场给出的定价更直接:每股83美元,完全摊薄估值约1.5万亿美元,募资约813亿美元,创下全球IPO规模纪录,加上同步进行的260亿美元私募配售,合计募资超过1070亿美元。
一场造富的轮廓也随之清晰。
招股书显示,减持后,达里奥仍直接持有约2.37亿股,丹妮拉持有约2.38亿股。按83美元计算,两人的持股市值分别约为196.9亿美元、197.6亿美元,合计约394.5亿美元。其余五位联合创始人的持股市值也都在197亿至200亿美元之间。
财富并不只停留在创始团队,按1.5万亿美元估值计算,约598名非创始人员工的股权账面价值可能超过1亿美元;约2800名现任及前任员工持有的税前已归属股权,价值可能至少达到100万美元。
从七个人离开OpenAI算起,这一切只用了五年。
二
Anthropic创立之初,阿莫代伊兄妹需要管理的是公司内部的模型。
随着Claude能力增强,他们开始面对另一个问题:如果竞争对手仍然快速发布模型,如果其他国家继续获得先进算力,如果政府不接受Anthropic对风险的判断,那么只有这家公司踩刹车,并不能让整个行业慢下来。
达里奥因此走向华盛顿。
2025年至2026年上半年,Anthropic在游说上花费接近700万美元。达里奥个人则向支持AI安全监管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ublic First捐赠100万美元,这是他首次作出百万美元级别的政治捐款。
2025年8月,Anthropic还成立了国家安全与公共部门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戴维·科恩、前参议员罗伊·布伦特,以及来自美国国防部、情报系统、司法部和国会国家安全团队的前官员。

Anthropic在公告中没有掩饰这个委员会的目标:帮助美国及其紧密盟友,在战略竞争中建立并维持技术优势,同时寻找AI在网络安全、情报分析和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兄妹俩不再只请求其他公司理解自己的安全观,而是推动政府把这种安全观变成规则。
对华芯片政策,成为这套思路的具体实践。
2025年5月,黄仁勋在英伟达财报电话会上公开批评对华芯片出口限制。他认为,让中国芯片制造商免于面对美国竞争,只会增强它们在海外的实力,削弱美国自身的技术地位。
四个月后,达里奥在Axios举办的活动上给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向中国出售这些芯片,就是在抵押美国的未来。”

两人的分歧,首先是技术路线的分歧。
黄仁勋认为,美国企业只有继续参与中国市场,才能维持技术影响力。达里奥则认为,技术扩散本身就是一种风险,美国必须利用现有优势,延缓战略竞争对手获得强大AI。
但这也是一场商业利益的分歧。
英伟达希望销售更多芯片,Anthropic希望限制竞争者获得算力。双方都可以说自己的立场有利于美国,也都可以指出,对方主张的政策恰好有利于自己的生意。
2025年8月,就在达里奥加强国家安全布局的同时,《纽约时报》两名记者收到一名科技界联系人的爆料,开始调查一家名为Megaspeed的新加坡公司。这条线索后来逐渐指向英伟达芯片是否违规流向海外,成为黄仁勋风波的起点之一。
这个爆料者的身份,被怀疑为Anthropic。
这种怀疑并非凭空出现,达里奥与黄仁勋早已公开对立,Anthropic又持续推动可能限制竞争对手的政策,外界便开始用利益关系重新阅读兄妹俩过去的每一次发声。
三
对华政策让达里奥的安全观,从公共主张变成了Anthropic自己的经营边界。
2025年9月,Anthropic进一步收紧销售政策。此前,Claude已无法在中国大陆等未获支持的地区提供商业服务;这一次,公司将限制扩大到相关企业的海外实体。只要一家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超过50%的股份由总部位于受限地区的企业持有,无论它在哪里注册、在哪里经营,都不能使用Anthropic的服务。

Anthropic在官方声明中直接把中国称为“敌对国家”,并表示,公司希望确保AI能力服务于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利益。据Anthropic高管当时估计,这项调整可能影响数亿美元收入。
这笔收入损失,兄妹俩显然愿意承担,但Anthropic也由此缩小了自己观察全球技术变化的窗口。
中国拥有完整的AI开发者、应用公司和制造业场景,全球许多企业的研发、生产和供应链也与中国公司存在联系。其他模型可以通过开放、低价或者本地化服务进入更多市场,Anthropic的安全原则却无法自动跟随Claude一起扩展。
达里奥希望全世界接受Anthropic对AI风险的理解,Anthropic却主动拒绝与世界上最大的一批开发者和企业建立联系。
当安全观需要借助政治才能扩展,它也容易受到政治的反噬。
Anthropic从2024年开始与五角大楼合作,Claude成为首批被用于美军机密环境的大模型之一。但合同里有两条限制:Claude不能被用于完全自主的致命武器,也不能被用于对美国民众进行大规模监控。
后来,五角大楼要求取消这些限制,Anthropic没有同意。达里奥在解释这次决定时说,如果做事情的方式违背了这个国家的价值,那么这样的保卫也就不值得,Anthropic最终被美方列为供应链风险。

Anthropic确实愿意为原则失去生意,但政府并不会因为接受了一家公司的技术,就接受这家公司对国家安全边界的定义。
2026年9月,一份由特朗普政治顾问撰写、在白宫内部流传的备忘录,又把矛头对准了阿莫代伊兄妹及其关系网络。
备忘录将达里奥描述为AI“末日论”的代表人物,将达里奥、丹妮拉以及丹妮拉的丈夫霍尔登·卡诺夫斯基背后的公益与政策联系称为“Anthropic之结”。达里奥所代表的全球主义创新路径,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议程相冲突。
从OpenAI出走时,兄妹俩想摆脱别人的控制;创办Anthropic后,他们先掌握公司的方向,再试图影响行业的规则。黄仁勋、对华出口管制和五角大楼,都是这条路径上的不同节点。
但政治不是一套只能由Anthropic使用的工具,招股书中的创始人声誉风险,正是从此而来。
四
上市前三个月,达里奥还在担心钱会改变Anthropic。
他向同事表达过一种担忧:随着公司估值上涨,一些新员工可能不再是为了安全使命加入,而是看中了薪酬和股权。
在达里奥的理想里,Anthropic应该聚集一群关心AI未来的人,而不是一群计算期权价值的人,他也不希望公司为了争夺人才,陷入不断加薪、不断提高股权激励的竞赛。
三个月后,Anthropic以每股83美元完成IPO定价。同时七位联合创始人各自出售约338万股,按最终发行价计算,每人套现约2.8亿美元。
达里奥担心员工为了钱而来,但已先把一部分账面财富变成了现金。
达里奥身上的矛盾,也不只体现在钱上。
在达里奥的文章和演讲中,AI将改变人类的科学、就业与战争。Anthropic也不只是一家公司,它要保存和发展人类知识,帮助人类度过技术带来的危险时期。
可到了具体政策中,他高呼的“人类”又有了清晰的边界。
达里奥在《技术的青春期》中写道:可以拖慢专制国家获得强大AI的速度,为民主国家争取几年缓冲期,同时让后者仍然能够“轻松击败”对手。

这套叙事很美国:从全人类福祉出发,以民主与专制划界,最后落实到美国及其盟友必须保持领先。
而当Anthropic需要获取人类已经写下的知识时,他又选择了另一套标准。
为了训练Claude,Anthropic曾从LibGen、Books3等盗版资源库下载700万册图书。面对版权诉讼,Anthropic主张,模型对作品的学习属于合理使用。
但法院把“如何使用”和“如何获得”分开:用合法购买的书训练模型,可以构成合理使用;从盗版网站下载作品、建立永久保存的数字书库,却不能因为最终用于训练AI,就自动变得合法,最终Anthropic以15亿美元与作者和出版方达成和解。
这被达里奥视为“法律、实践和商业上的苦差事”,为了简单行事,Anthropic后来购买了百万册纸质书,拆掉了它们的书脊和纸页,扫描成电子文本后送去回收,而这只需花费数千万美元。
达里奥担心强大的AI不尊重人类意图,自己的公司却先绕过了知识创造者的意图,实施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焚书”。
当权力、利益与道德使命集中在同一套叙事里,相信这套叙事,就等于相信叙事者本人。
阿莫代伊负责约束AI,谁来约束阿莫代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