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万字长文：华人首富赵长鹏的权力、财富与第二人生
序言
这是《纽约时报》专栏作者David Yaffe-Bellany发布的一篇关于币安创始人赵长鹏（CZ）的深度人物特写，但它讲的远不只是一个加密货币亿万富翁的故事。
文章从赵长鹏如今在阿布扎比的生活写起：私人飞机、亿万身家、与阿联酋王室成员的密切往来，以及一种看似低调却身处权力核心的生活。随后，David回溯了币安如何凭借高风险交易和早期宽松的身份审查制度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也重新审视了赵长鹏与 FTX 创始人 Sam Bankman-Fried 的著名交锋，以及币安最终遭到美国司法部门调查、赵长鹏认罪并入狱四个月的全过程。
但David真正想让读者关注的是赵长鹏出狱之后的故事。
赵长鹏没有因为刑事定罪而远离权力中心。相反，他回到阿联酋，继续与当地王室和科技资本保持紧密关系；与此同时，币安、阿联酋资本与特朗普家族创办的加密货币公司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之间又出现了一系列巨额商业往来。
最终，特朗普赦免了赵长鹏。
文章因此提出了一个比“赵长鹏到底有多少钱”更重要的问题：在加密货币时代，当巨额财富、国家监管、王室资本与政治权力彼此交织时，一个企业家究竟是在遵守规则、利用规则，还是已经拥有了改变规则的能力？
赵长鹏在文章结尾谈到自己相信“模拟理论”，并用一句话概括自己面对财富、风险、监狱与权力的态度：
“这只是一场游戏。”
而这句话，或许也是理解整篇文章最好的钥匙。
这篇文章原文阅读起来信息量很大，也难得地呈现出了一个相对真实、立体的赵长鹏。很多细节放在一起读，比零散的新闻报道更能让人理解他这些年的经历，以及他所处的加密货币、资本与政治环境。也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这篇文章值得被更多中文读者完整读到，因此假期抽时间做了全文翻译。
本文内容均来自《纽约时报》原文及文中涉及的公开资料，翻译仅为方便中文读者阅读与了解，不代表本人对文中观点或相关事件作任何背书，仅供参考。
第一章
六月的一个早晨，加密货币大亨赵长鹏（Changpeng Zhao）开着一辆白色日产 SUV，来到阿布扎比的瑞吉度假酒店。
赵长鹏是加密货币世界里最富有的人，据估计身家高达 1140 亿美元。他住在附近一栋有九间卧室的别墅里，身边有四名保镖、一名厨师，还有一艘名叫 Da Moon 的游艇。
不过，他也喜欢扮演一个“普通人”——这是他经常用来形容自己的说法。那天，他主动提出亲自带我游览这座城市。
在瑞吉酒店门外，赵长鹏坐在日产车的驾驶座上，iPhone 固定在挡风玻璃上，看起来就像全世界最有钱的 Uber 司机。
我上车时，他开玩笑说：
“我的兰博基尼。”
当然，赵长鹏并不是什么普通人。
不久前，美国当局曾因他经营币安（Binance）的方式对他提起刑事诉讼。在法庭文件中，这家加密货币交易所被描绘成俄罗斯洗钱者、规避制裁的伊朗人以及“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庇护所。
赵长鹏认罪了，但他的财富几乎毫发无损。
服完四个月刑期后，他回到阿布扎比，依然是币安的大股东，也依然是整个行业中最有权势的人物。
如今，49 岁的赵长鹏在世界各地活动时，俨然像一位国家元首。他乘坐私人飞机穿梭亚洲各地，为不同国家的政府提供加密货币监管方面的建议。他每到伊斯兰堡或马尼拉访问一次，之后往往就会传出币安在当地监管方面取得新突破的消息。
在家里，他养着两条狗。其中一条是泰干猎犬（Taigan），这是一种优雅的中亚犬种，常被比作羚羊。那是对加密货币颇感兴趣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送给他的礼物。今年二月，两人还一起滑过雪。
“其实他一开始想送我一顶帐篷，是那种真正的大帐篷。”赵长鹏说，“我说帐篷就不用了，后来他坚持要送我这条狗。”
赵长鹏最有影响力的盟友，是两个权势显赫的统治家族。
一个是统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家族，他们希望借助赵长鹏的力量，在沙漠中打造一个科技强国。
另一个则是特朗普家族。
去年，币安与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建立了商业关系。这家加密货币初创企业由特朗普总统和他的三个儿子创立。去年，World Liberty 为特朗普带来了 7.99 亿美元的收入，成为他最赚钱的单项资产，其收益甚至超过他的房地产投资组合和社交媒体业务。
去年十月，特朗普赦免了赵长鹏。这一决定受到广泛批评，被认为可能是一场利益交换。
在业内，赵长鹏通常被称为 “CZ”。
他往往躲着记者，但今年却与我见了好几次面，显然希望为自己在币安的职业生涯塑造一个更加友善的形象——尽管币安至今仍未完全阻止黑钱通过其平台流动。
赵长鹏身材高瘦，留着黑色短发，前臂上刺着币安的纹身。与许多加密货币圈同行相比，他身上没有那种兄弟会男生式的张扬跋扈。
他给人的感觉礼貌而专注，只是兴趣范围窄得几乎有些滑稽。
今年，他自行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金钱的自由》（Freedom of Money）。书中，他写到自己曾在卢浮宫闭馆后接受私人导览。
这段经历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
他写道，对那位导游来说，这大概就像是在“对牛弹琴”。
多年来，赵长鹏真正擅长的事情，是学者所谓的“司法辖区套利”（jurisdictional arbitrage）——不断从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寻找足够灵活的法律制度，以容纳他对风险和增长的巨大胃口。
而在阿布扎比，他或许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大本营。
我们开车进入市区时，赵长鹏轻松地和我聊天，途中还停下来向保镖问路。
“老板，对，靠右走。”
我们驶过一座座气势恢宏的建筑群，朝总统府 Qasr Al Watan 驶去。它醒目的白色圆顶让人联想到泰姬陵。
随着接近总统府，赵长鹏越说越兴奋。
“过去几百年来，民主一直被吹捧得好像是什么圣杯，”他说，“但民主制度效率很低。”
“如果你能碰上一个仁慈的独裁者，那其实效率会高得惊人。几乎没什么争论。你不用把时间浪费在一大堆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近来，这种自上而下的商业与政治模式——既像中世纪，又极其现代——在美国也越来越受到推崇。
特朗普去年访问阿布扎比时，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为“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并称他是“少有的有远见之人”。
特朗普一位高级顾问的儿子扎克·威特科夫（Zach Witkoff）说得更加直白。去年五月，他在迪拜的一场加密货币大会上表示：
“我们真的应该向殿下和阿联酋学习。”
“他们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典范——告诉我们如何在保持家庭价值观的同时，以创新来领导国家。”
而赵长鹏已经生活在这些人所向往的未来之中。
他身处一个精英飞地，在那里，君主与亿万富翁和谐共处。
驶离 Qasr Al Watan 时，他向我讲起自己参加过的一场私人会议。会议地点就在附近的阿联酋皇宫文华东方酒店，参加者包括对冲基金创始人雷·达里奥（Ray Dalio）和日本亿万富翁孙正义（Masayoshi Son）等商业巨头。
赵长鹏坐在观众席上时，忽然发现有人弯下身来和他说话。
那个人正是穆罕默德酋长。
酋长想知道赵长鹏在这里过得怎么样，以及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自己可以帮忙的。
赵长鹏对我说：
“这可是国王啊。就这样跪下来，在你旁边跟你说话。”
第二章
由于长期背痛，赵长鹏经常躺着办公
今年年初的一天，赵长鹏正在床上工作。
由于长期受到慢性疼痛困扰，他经常仰躺着处理业务。突然，窗户开始震动。
他告诉我，他起身走到阳台，看见天空中出现了一道烟迹。
赵长鹏住在阿布扎比的萨迪亚特岛。隔着波斯湾，对岸就是伊朗——而伊朗刚刚向阿联酋发射了一枚导弹。
这是一场令整个地区陷入动荡的地缘政治危机的开端。
但赵长鹏并没有太担心。
他重新躺回床上，继续工作。
“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比死于导弹的人多。”他后来对我说，“这里保护得非常好。”
在阿联酋定居之前，赵长鹏几乎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
他出生于中国，12 岁时随家人移居加拿大。就读麦吉尔大学之后，他先后从事过多份科技行业工作，在纽约、中国和日本之间辗转。
2013 年 7 月，在上海的一场扑克局上，一位同事建议他了解一下：
“一个叫比特币的新东西。”
对于赵长鹏这种无国界的生活方式而言，比特币恰好是一项完美的无国界技术。
研究几个月后，他下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赌注。
他卖掉了家里的房子——那是一套位于上海的三居室公寓，当时他和妻子正在那里抚养两个孩子——然后把卖房所得的 90 万美元全部投入比特币。
这是一次风险极大的决定，但赵长鹏并不担心。
他认为，即使比特币暴跌，自己也完全可以回到传统金融行业，再找一份高薪工作。
后来，赵长鹏陆续进入亚洲多家加密货币初创公司。
2010 年代，加密货币行业迅速膨胀，出现了数百种新代币，但用于交易这些代币的平台往往管理混乱，而且很容易遭到黑客攻击。
2017 年 7 月，赵长鹏创办了币安。
短短几个月后，币安便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而且此后再也没有失去这个位置。
币安的成功建立在两个关键判断之上。
第一个判断是：加密货币投资者天生沉迷于风险。
他们绝不会满足于简单地把一美元或一日元兑换成等值的加密货币。
因此，多年来币安一直提供保证金交易。交易者可以借钱，对比特币和其他热门代币的价格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押注。
第二个判断更加简单，却影响更加深远：
很多加密货币投资者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
而币安——也不要求他们透露。
在成立后的头四年里，币安允许客户开户，而无需提交哪怕最基本的 KYC（Know Your Customer，了解你的客户）资料。
传统金融机构通常必须收集这些资料，以防止金融犯罪。
币安并不是唯一一家提供此类高风险服务的交易所。
但赵长鹏的执行能力胜过所有竞争对手。
一家加密货币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奥斯汀·坎贝尔这样评价：
“当时交易所行业里到处都是 MySpace，而他造出了 Facebook。”
最终形成的是一个利润惊人的自由市场：
未经严格审核的投资产品，被提供给未经严格审核的交易者。
随着市场繁荣，币安从每一笔交易中抽成。
据《金钱的自由》记载，公司利润很快就达到了 10 亿美元。
一双印有“TRUMP CRYPTO PRESIDENT（特朗普——加密货币总统）”字样的橙色运动鞋，是曾任巴巴多斯驻阿联酋大使的商人 Gabe Abed 送给赵长鹏的礼物。
赵长鹏突然成了加密货币世界的明星。但在行业之外，人们始终没有真正了解他——即使他已经跻身一个极小的超级富豪群体，而这些企业高管拥有令人吃惊的政治影响力。
每当回顾自己最具争议的时刻时，赵长鹏往往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被动的旁观者：一个被突如其来的成功冲昏头脑的加密货币技术宅，一个天真的局外人，不知怎么就跌跌撞撞地变成了邦德电影里的反派人物。
这种表演并不总是令人信服。
六月下旬，我们坐在他家的厨房里。赵长鹏告诉我，在币安早期爆炸式增长的阶段，他“从来没有真的想过”要违法——尽管当时公司宽松的管控让一批又一批不法分子利用平台洗钱。
“只是因为我在这方面缺乏经验。”他说。
“我是搞技术的。我以前住在中国。”
然而，这个自我形象与美国检察官在调查币安时获得的证据并不相符。
检方在法庭上引用了赵长鹏曾经对下属说的一句话：
“与其事先请求许可，不如事后请求原谅。”
根据法律文件，赵长鹏私下曾讨论如何掩盖币安向美国用户提供服务的事实——当时币安并没有在美国取得相关牌照。
他还对一名下属说：
“不要留下任何书面记录。”
在阿布扎比，赵长鹏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守规矩的人”。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当新一代投资者的行为习惯正在形成，而规则本身仍具有相当弹性的时候——他曾有策略地选择把法律边界推到极限。
当他带我进入自己家门厅时，我再次想到了这一点。
那里堆满了一箱箱币安周边产品。
他催我挑一件礼物，比如币安双肩包，或者一件黄黑配色、设计成大学棒球队夹克样式的币安外套。
赵长鹏家门口堆放着一箱箱币安周边纪念品
我告诉他，记者对于收礼有明确规定，价值超过 20 美元的礼物我必须拒绝。
他笑了。
“那大概值 19 美元吧。”
第三章
2021 年，在亚洲漂泊多年后，赵长鹏来到阿联酋考察。
2017 年，中国政府准备宣布禁止加密货币交易所时，他和币安同事不得不连夜离开中国。
之后，他曾在日本停留，但没有成功；新加坡也不合适，因为在那里取得工作签证很困难。
后来，他的朋友 Gabriel Abed——一名商人，当时担任巴巴多斯驻阿联酋大使——给了他一个建议：
去迪拜看看。
赵长鹏立刻注意到了阿联酋人对待富人和权势人物的方式。
他在十月的一个星期六早晨抵达迪拜。几个小时之内，政府部长奥马尔·苏丹·阿尔·奥拉马便亲自登门拜访。
部长提出给他一张所谓的黄金签证，可以让他轻松获得十年居留权。
政府还专门叫来医生，为他完成所有签证持有人必须接受的血液检测。
这类申请通常需要数周才能办完。
赵长鹏却在不到 12 个小时内获批。
这种友好的接待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迪拜第四天，我看了两套房子。”他说，“第二套我就买了。”
当年年底，币安便与当地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制定加密货币业务规则。
币安派出三名员工协助制定监管框架。
2022 年 1 月，草案完成；几周后便正式成为法律。
Abed 说：
“如果你是一艘坚定向正北航行的船的船长，阿联酋就希望你加入他们的队伍。”
“他们对 CZ 就是这么做的。从第一天起，他们就团结在他身边。”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身处阿联酋的人都会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
多年来，该国领导层实施大规模监控，将哪怕最温和的异议也列为非法；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外籍工人也经常遭到剥削和虐待。
但对赵长鹏而言，一段舒适的新生活由此开始。
创办币安之前，他已经与妻子分居。妻子带着孩子搬到了东京。
后来，他与同事何一（He Yi）发展出伴侣关系。何一是一名营销高管，在中国曾因主持一档名为《美丽目的地》的旅行节目而为人所知。
赵长鹏较年长的孩子后来在美国上大学，而他和何一则在阿联酋养育年幼的孩子。
何一是赵长鹏的伴侣，也是他三个孩子的母亲。赵长鹏退出币安经营管理后，她成为公司两名联席首席执行官之一
赵长鹏由此进入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亿万富翁社交圈。
他认识了一群对科技充满兴趣的阿联酋领导人，他把这些人称作“加密酋长”。
最终，他结识了穆罕默德酋长的兄弟——塔赫农·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Tahnoon bin Zayed Al Nahyan）。
塔赫农热衷柔术，经常在自己的宫殿里招待重量级商界人士。
在王室宴会上，赵长鹏被当作贵宾。
他说：
“我们还会想，‘座位怎么安排？’”
“结果人家说，随便坐，没关系。”
在早期交往中，这些酋长经常向赵长鹏“推销”阿联酋，问他们还能为他做些什么。
很快，赵长鹏反过来开始向其他亿万富翁宣传阿联酋的优势。
他曾鼓励人工智能巨头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在阿联酋建立公司实体，并警告说，其他国家会对他充满敌意。
两人喝咖啡时，赵长鹏告诉他：
“你会遇到大量监管问题。”
赵长鹏对于新兴产业所面临的危险当然并不陌生。
就在他抵达阿联酋的时候，他正与年轻企业家萨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展开激烈竞争。
后者创办了币安的竞争对手交易所 FTX。
作为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儿子，班克曼-弗里德在许多方面都与赵长鹏截然相反：
他是一个典型的体制内精英，凭借私人关系以及与美国政治精英阶层的亲近，顺利登上行业顶端。
赵长鹏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有一些我没有的招数。”
班克曼-弗里德不断挖走币安员工，开出的工资是原来的三到五倍。
赵长鹏还听说，班克曼-弗里德在华盛顿四处说他的坏话。
2022 年 11 月，加密货币媒体 CoinDesk 发表报道，对 FTX 的财务稳定性提出质疑。
当时赵长鹏正在迪拜，准备去和 Abed 喝酒。
途中，他决定在 Twitter 上表态，发出了一条简短却杀伤力极强的消息：
他准备出售自己持有的价值 5 亿美元的 FTT。
FTT 是一种数字代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 FTX 股权的替代品。
这条推文立刻引发恐慌。
焦虑的投资者争相从 FTX 提取资金。
但钱已经不在那里了。
班克曼-弗里德从客户那里窃取了 80 亿美元。
他别无选择，只能寻求救助。
而整个加密货币行业里，只有一个人拥有足够的资源救他：
赵长鹏。
发推两天后，赵长鹏宣布将收购 FTX。
一天之后，他又退出了这笔交易。
FTX 因此进一步陷入危机。
整个过程看起来就像一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企业战争——一名观察者把它形容为“血腥竞技”。
不到六周后，班克曼-弗里德在巴哈马的公寓里被捕，并被引渡到美国。
最终，他因欺诈罪被判处 25 年监禁。
赵长鹏告诉我，他从来没想过要摧毁 FTX。
他又恢复了那种一贯的、耸耸肩式的天真口吻，说自己原本只是打算用几个月时间慢慢出售 FTT。
“我没想让他们崩盘。”他说。
“我们损失了 5 亿美元。”
但被他击败的竞争对手看法完全不同。
班克曼-弗里德当时说：
“他算计了我。”
“而且他玩得很漂亮。”
第四章
在迪拜生活几年后，赵长鹏搬到政治权力中心阿布扎比
亿万富翁被阿联酋吸引，自然有亿万富翁的理由。
这里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且被认为极其安全——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不断出现加密货币投资者遭绑架事件的背景下。
但对于刚刚目睹自己宿敌被跨国引渡的赵长鹏而言，阿联酋还有另一个重要优势：
它与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
赵长鹏回忆说，大约在 2022 年底或 2023 年初，一位阿联酋王室成员在晚餐时问他：
想不想获得阿联酋国籍？
赵长鹏提交了一些文件，然后等待。
几个月后，一名政府特使来到他家，手里拿着一个盒子。
里面装着赵长鹏和家人的护照。
赵长鹏对我说：
“阿联酋人绝不会引渡自己的公民。”
“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确实有理由保持警惕。
针对币安的绳索正在收紧。
美国检察官正在搜集证据，证明币安宽松的监管机制让诈骗者、黑客和规避制裁者得以转移资金。
在政府获得的内部消息中，币安员工谈起平台上的可疑客户时，坦率得令人震惊。
一名员工写道：
“现在洗毒资是不是太难了？”
“来币安吧，我们给你准备了蛋糕。”
赵长鹏聘请了一支律师团队，与美国司法部谈判。
他的新护照给了他相当大的筹码。
在迪拜住了几年之后，他向南搬了一个半小时车程，来到阿布扎比，更靠近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
谈判进行期间，赵长鹏认真考虑过成为逃犯之后的生活。
那意味着他必须减少旅行。
但至少理论上，他在阿联酋会是安全的。
最终，他的律师团队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
赵长鹏承认违反《银行保密法》——这是一部反洗钱法律——并辞去币安首席执行官职务。
币安则支付 43 亿美元罚款。
即使条件已经相当宽松，赵长鹏仍对律师感到不满，而且认为自己根本不应该坐牢。
他对我说：
“我被关进监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没有实施适当 KYC 的平台。”
“可是在美国，没有身份证都能投票选总统。我不知道这种制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考虑到我经历的事情，我倒觉得应该有人因为这个去坐牢。”
不过，对币安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极佳的结果。
2024 年春天的量刑听证会上，赵长鹏发表了一份充满悔意的声明：
“我对自己的失职深感后悔，我很抱歉。”
法官最终判处他四个月监禁，并称他是“一个尽职的家庭成员，也是一个慷慨的人”。
法庭宣读刑期时，赵长鹏正在上大学的儿子悄悄握拳庆祝。
作为一个拥有近乎无限资源的重罪犯，赵长鹏几乎处在最有利的位置，可以把坐牢的痛苦降到最低。
他被分配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隆波克二号低安全级别监狱（Lompoc II）。后来，班克曼-弗里德也被关押在同一监狱系统。
入狱之前，赵长鹏组建了一支顾问团队，专门教他监狱里的各种潜规则。
其中一名顾问迈克尔·桑托斯（Michael Santos）还与其他囚犯通信，让他们答应在赵长鹏入狱后帮助他适应。
桑托斯对他说：
“CZ，你一直很懂人，而且管理过几千名员工。”
“走进这里之后，这些能力不会突然消失。”
2024 年 5 月 30 日早晨，赵长鹏抵达隆波克。
他很快加入了监狱里所谓的一个“car”——一种非正式社交群体，通常按照族裔划分。
其他亚裔囚犯吃饭时和赵长鹏坐在一起，放风时也和他一起锻炼。
能和一个身家数百亿美元的人待在一起，他们非常兴奋。
同监囚犯 Jaton Aguon 说：
“所有人都会给他让路。”
“就像国王走过走廊一样。”
赵长鹏后来和一名越南裔银行劫匪成了朋友。
那人以前当过工程师。
他们详细讨论过他的抢劫经历，而那些犯罪过程完全没有人们想象中《十一罗汉》式的精密准备。
赵长鹏说：
“他非常温和，是个超级随和的人。”
“他就是走进去，要钱，然后离开。”
“而且他成功了 11 次。”
这名银行劫匪是少数对商业世界感兴趣的囚犯之一。
他会阅读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还会问赵长鹏怎么看埃隆·马斯克在特斯拉获得的天价薪酬方案。
其他囚犯也会向赵长鹏询问商业问题。
其中一个人想搞懂加密货币市场到底是怎么回事。
赵长鹏回忆：
“他问，‘那比特币为什么涨了？’”
“我说，哇，其实我也不能确定。”
赵长鹏后来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大家一起追踪股票价格。
监狱里的一台电视也被调到了 CNBC 财经频道。
不过，并不是他说的每句话都能得到认同。
在隆波克，赵长鹏很难让别人理解他坚定相信的一件事：
币安案件本质上没有受害者，因为“没有欺诈，什么都没有”。
当他向其他囚犯解释案情时，对方只是很不以为然。
赵长鹏回忆说：
“他们就会说：‘对啊，每个人都这么说。’”
2024 年 8 月，赵长鹏离开隆波克，前往中途之家。
但由于移民身份出现问题，他刑期最后两周不得不在当地拘留所度过。
他就在牢房里做俯卧撑和卷腹打发时间。
获释当天，一名警官把他送到外面。
母亲、妹妹和助理正在那里等他。
他们开车前往附近机场，把他送上一架飞往阿布扎比的私人飞机。
从赵长鹏离开羁押状态，到他的私人飞机起飞：
一共只过了 26 分钟。
第五章
赵长鹏驾驶自己的日产 SUV 在阿布扎比穿行
赵长鹏回到外面的世界时，形势正在迅速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变化。
一个对加密货币友好的政府即将在华盛顿上台。
大选前不久，特朗普与房地产大亨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的家族共同创办了 World Liberty。威特科夫本人当时正准备担任白宫中东事务特使。
很快，美国新近掌权的这些“交易型外交官”开始频繁出现在阿联酋。
赵长鹏开车带我游览城市时，指着 ADNEC Center——2024 年 12 月，这座会议中心举办过一场规模巨大的加密货币大会。
他说：“我就是在这里认识埃里克·特朗普的。”
赵长鹏回忆，当时特朗普的支持者 David Bailey 把他介绍给了总统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World Liberty 的负责人之一。
那只是一场随意的谈话，并没有正式议程。
赵长鹏告诉我：“他只是说自己在这里看一些房地产项目。”
但双方的利益很快就要交汇。
阿联酋一直试图从一个石油国家转型成新兴科技强国。
这项计划的主要推动者就是塔赫农酋长，他掌管着大约 1.5 万亿美元的阿联酋主权财富。
赵长鹏入狱之前，就曾与塔赫农的一名核心助手 Peng Xiao 商谈，让阿联酋方面收购币安部分股份。
如果交易成功，那将意味着他的公司与他的政治保护者实现终极结合。
塔赫农几乎总是戴着墨镜。
他还是一家名叫 MGX 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董事长，该基金专门投资人工智能领域。
去年年初，MGX 同意向币安投资 20 亿美元。
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这笔交易对币安的估值达到 750 亿美元。
MGX 把币安视为连接加密货币与人工智能的完美桥梁——一种高科技资金传输服务，未来甚至可能让自动化 AI“智能体”代表真人进行付款。
赵长鹏告诉我，他原本希望用比特币完成这笔交易。
但阿联酋方面担心比特币价格波动过大，会使交易变得复杂。
他们更愿意使用稳定币——一种设计目标是把价格维持在 1 美元左右的加密货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至今争议巨大。
如果民主党在十一月重新取得国会控制权，这件事很可能成为国会调查对象。
按照 MGX 的说法，基金评估了几种稳定币后，最终选择了 USD1——World Liberty 创建的一种稳定币，理由是它具有“商业适用性”。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选择。
因为 USD1 当时几乎没有经过市场检验，也没有任何历史业绩。
去年，《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是币安明确要求 MGX 使用 USD1 付款。
赵长鹏则表示，这完全是 MGX 自己的决定。
他说：
“只要这种稳定币信誉不错，不会一夜之间消失，我其实不是特别在意。”
“没有其他考虑。”
但事实上，交易中的各方都有动力把 World Liberty 拉进来。
2025 年 1 月——特朗普就职前几天——一家由阿联酋支持的投资机构买下了 World Liberty 49% 的股份。
塔赫农随后获得了 World Liberty 董事会席位。
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与白宫谈判，希望获得用于人工智能计算的高价值芯片出口许可。
币安也有事情需要特朗普政府帮忙。
随着法律麻烦逐渐消退，公司希望摆脱 2023 年和解协议给它施加的一些限制。
2025 年 5 月，扎克·威特科夫宣布了这笔交易，并感谢币安和 MGX“对我们的信任”。
国会民主党人谴责这是一场“稳定币腐败”。
像 World Liberty 这样的稳定币发行商，通过接受加密货币交易者的现金存款、向他们发行稳定币，再把这些存款投资出去赚取收益来获利。
MGX 与币安带来的 20 亿美元资金，让 World Liberty 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全球最大的稳定币公司之一。
特朗普家族和威特科夫家族因此获得巨大利益。
曾调查赵长鹏和币安的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说：
“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讨好行为。”
“这种腐败的范围和规模前所未有。”
赵长鹏坚称，没有发生任何不当行为。
他说，自己已经不再持有 USD1，而是把这些币用来投资比特币和其他资产。
他对我说：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有非常优秀的律师，而且由儿子经营企业、父亲担任总统这种安排应该完全合法。”
他还暗示，部分愤怒可能源于文化差异。
“在哈萨克斯坦，我们可以吃马肉。”他说。
“换到有些国家，人们就会说：‘天啊，这太疯狂了。’”
两个政府的统治家族达成商业合作——难道这不能是一件好事吗？
赵长鹏甚至搬出了一个中世纪的比喻：
“如果一个国家把女儿嫁给另一个国家的王子，”他说，
“他们就能维持 50 年和平。”
这笔 20 亿美元交易完成两周后，白宫同意向阿联酋开放相关芯片获取渠道，克服了美国部分国家安全官员的担忧。
去年春天，史蒂夫·威特科夫陪同特朗普访问阿布扎比，并在 Qasr Al Watan 与阿联酋方面共同庆祝这项协议。
据一名了解谈话内容的人士称，威特科夫私下还曾告诉一位熟人：
赵长鹏值得获得赦免。
赵长鹏已经递交了相关文件，正在等待总统作出决定。
结果对币安意义重大。
赵长鹏认罪后，币安处于休眠状态的美国业务失去了多个州级牌照。
一旦获得赦免，公司就可能更容易重新向监管机构推销自己。
白宫发言人表示，威特科夫本人并不参与赦免程序。
赵长鹏向我描述整个过程时非常谨慎。
他把它称为一个由几名律师负责的“黑箱”，这些律师会定期从华盛顿传回消息。
偶尔，他会在社交场合遇到一些可疑的中间人。
这些人声称，只要给足够的钱，他们就能安排赵长鹏与特朗普见面。
赵长鹏说：
“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小产业。”
“一群人都想从中赚一笔。”
赵长鹏没有理会他们。
他告诉我，自己真正认真考虑申请赦免，是从 2025 年 3 月开始的。
此前，一些其他加密货币高管获得了宽大处理，《华尔街日报》又报道称赵长鹏也在寻求赦免。
赵长鹏说：
“我当时想，如果报纸都觉得我应该申请赦免，那也许我真的应该申请。”
但实际情况是，根据两名知情人士以及《纽约时报》审阅的文件，早在 2024 年 12 月，赵长鹏的律师团队就已经开始与知名赦免律师 Brett Tolman 合作，研究获得总统宽赦的可能性。
最终，根据公开文件，币安向一家由 Ches McDowell 经营的游说公司支付了 210 万美元。
McDowell 与特朗普的两个大儿子关系密切。
该公司提供的服务包括“行政救济”。
World Liberty 的一名发言人则表示，该公司“完全没有参与任何赦免决定”。
去年十月，赦免消息公布时，赵长鹏刚刚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准备会见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Sadyr Japarov）。
后者有兴趣推出一种与吉尔吉斯斯坦本国货币挂钩的数字货币。
赵长鹏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简短的感谢信息。
当晚，他和总统一起在餐厅吃饭。
他们谈论的话题是：
稳定币。
第六章
赵长鹏孩子们的游戏室里摆着一架施坦威钢琴
今年夏天一个酷热难耐的早晨，赵长鹏把车开进自己价值 500 万美元的别墅车道。
他和何一住在这里，祖父母和兄弟姐妹也会轮流来住。
两条狗在门口迎接他。
除了那条泰干猎犬之外，赵长鹏还养了一条比利时马里努阿犬。
他给它起名叫 Broccoli（西兰花），因为他觉得这个词听起来有一点像“blockchain（区块链）”。
摄影师跟在身后，赵长鹏兴冲冲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指给我们看年轻家庭成员的照片。
孩子们的游戏室中央摆着一架气派的奶油色钢琴，四周散落着玩具。
钢琴显然长期无人使用，来维护它的调音师看到后很是心疼。
那是一架施坦威。
赵长鹏告诉我：
“属于很贵的那种。”
“但我不会弹。”
走到家庭健身房时，他还停下来做了几组卧推。
赵长鹏很想强调：
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像一个典型的亿万富翁。
《福布斯》估计他的财富超过 1000 亿美元。
但赵长鹏坚持说，真实数字低得多，大约只有 100 亿到 300 亿美元。
他说，自己其实只需要其中极小一部分，就足以过得非常舒服：
区区 1000 万美元。
参加加密货币播客时，赵长鹏偶尔会被问到自己的房子。
他经常提起楼上有一处漏水问题，始终没修好。
果然，在客厅里，他指给我看地板上一块被水损坏的区域，又抬手指了指天花板。
“就是那里。”他说。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来颜色不一样。”
赵长鹏指着一处他一直没能修好的渗漏点
从亿万富翁的标准来看，赵长鹏的别墅确实算不上奢华。
他告诉我，附近有一套房子的挂牌价是 1.5 亿美元。
但另一方面，他刻意表现出来的谦逊姿态，又很难与如今围绕着他的权力和特权世界相协调。
有一次参加多人晚宴时，赵长鹏听奥尔特曼谈到一个新兴的生物技术研究领域。
赵长鹏后来回忆：
“他们可以从同一个人身上取得精子和卵子。”
“基本上，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生孩子。”
赵长鹏自己也有挑战生物学规律的野心：
他投资了一家研究人工子宫的初创公司。
出狱以后，赵长鹏把时间分散在各种项目上，包括科技投资，以及以某种“加密货币外交官”的身份周游世界。
他帮助不同国家推广加密货币产业，而在那里，他往往受到王室成员般的待遇。
他告诉我：
“他们总会派一个人带着两辆车，直接开到飞机旁边来接你。”
“还会有一个女孩端着当地特色食品，好像你应该拿一个尝尝。”
赵长鹏淡化了自己与币安之间的关系。
根据公司的认罪协议，他不得“运营或管理”币安。
他还特意表达了对币安近期起诉《华尔街日报》一事的不满。
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了币安合规部门的人员变动。
赵长鹏把这场诉讼称为：
“对时间的巨大浪费。”
他说：
“就算币安赢了，也拿不到多少钱。”
币安后来在上个月撤回了诉讼。
不过，很明显：
币安仍然是赵长鹏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接替他职位的两名联席首席执行官之一，就是何一——他三个年幼孩子的母亲。
两年前，为了向传统公司治理模式靠拢，币安成立了董事会，其中包括三名号称独立的董事。
其中一人同时担任董事长：
正是当初把赵长鹏介绍到阿联酋的老朋友 Gabe Abed。
两人曾一起骑水上摩托艇。
Abed 还送给赵长鹏一双橙色高帮运动鞋，上面印着：
“TRUMP CRYPTO PRESIDENT”
——“特朗普，加密货币总统”。
近来，币安又面临新的不当行为指控。
去年，公司解雇或停职了四名合规人员。
此前，这些员工报告称，近 20 亿美元资金从客户账户流向了一批与伊朗存在关联的实体。
这可能意味着币安再次出现规避制裁的问题——而类似行为正是导致美国政府在 2023 年对其提起刑事案件的原因之一。
币安对这些员工的调查结论提出异议，并否认任何人因为提出问题而受到处罚。
美国司法部后来表示，两家中国公司曾利用币安清洗出售伊朗石油所得的资金。
不过，司法部并未因此对币安提出新的指控。
币安与阿联酋方面的关系也开始出现一些裂痕。
去年 12 月，币安获得在阿布扎比运营的牌照——而不久之后，阿布扎比就遭遇了一连串伊朗导弹袭击。
币安新的监管机构当时称赞公司是“监管进步”的典范。
然而到了今年夏天，两名币安员工却在阿联酋被短暂拘留。
这是当地警方极不寻常的强硬举动。
警方正在调查币安平台上可能存在的金融犯罪。
拘留事件让币安在当地的员工感到不安。
赵长鹏告诉我，他给自己在阿联酋警方中的一名联系人发了消息，还联系了塔赫农酋长身边的助手。
赵长鹏回忆说：
“我只是说，‘你看，我们想办法别再让这种事情发生。’”
“这对这个国家形象不好，对我们形象也不好。”
但他坚持认为，阿联酋仍然是币安友好的家园。
他说：
“没有人处于危险之中。”
赵长鹏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自信。
那是一个一次又一次从麻烦中全身而退的人所拥有的自信——在这个经常奖励公然打破规则者的时代，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赢家。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他花了一页半篇幅解释自己为什么相信“模拟理论”（simulation theory）：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可能都生活在另一个人想象出来的现实之中。
赵长鹏在加密货币事业早期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
如今，他相信这在数学上几乎是必然的。
他写道：
“20 年后，我们应该可以像《黑客帝国》里那样，把一根接口插进脑袋，从而进入完全模拟的世界。”
“几十亿人都会这么做。”
“到时候会有几十亿个模拟世界。”
这种信念让赵长鹏能够与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保持某种距离。
他写道：
也许我们其实只是不同版本的超级马里奥，在一片人工创造出来的世界中跑来跑去。
因此，他试着按照一句非常简单的话生活：
“这只是一场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