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6年吉隆泥石流灾害看喜马拉雅跨境河流灾害链防治

2026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东林藏布上游发生大规模高位冰岩崩。崩塌物质由海拔约5200米的源区快速下泄,在撞击破碎、冰雪融水掺混及沟道侵蚀裹挟作用下,转化为泥石流和高含沙洪水,并沿东林藏布—特里苏里河传播,影响范围覆盖我国西藏吉隆口岸及尼泊尔热索瓦等地区。该源区与吉隆口岸高差超过3300米,崩塌物沿约22公里深切沟谷高速运动,约7分钟后抵达口岸;地震台网也记录到强烈信号,表明这是一次典型的“高位冰岩崩—沟道增容—泥石流—洪水”灾害链事件。

喜马拉雅跨境流域是全球山地灾害高发区。受高海拔冰川、深切峡谷、活动构造和季风降雨共同影响,该区域灾害类型复杂,且容易沿跨境河流向下游连锁传播。近年来,随着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和冻融作用增强,灾害呈现由偶发向高频、由单一灾种向链式灾害演变的趋势,灾害规模与跨境影响也在持续扩大。1981年中尼边境冰湖溃决洪水、2000年易贡藏布滑坡堵江事件、2015年尼泊尔廓尔喀地震诱发的琅塘冰岩崩,以及2025年7月同一流域普热普冰川冰面湖溃决事件,都说明高山灾害一旦进入河道,往往会转化为跨区域、跨国界的水沙灾害。

从河流动力学角度看,吉隆“8·26”事件的重点不只是源区发生了冰岩崩,而是崩塌物进入沟道后发生了显著的沿程增容。已研究表明,灾害体在约22公里沟谷内持续铲刮沟床、冲刷岸坡,并卷入大量冰碛物、河床沉积物和松散堆积物;当运动至约4000米高程附近后,进一步与河水、泥沙混合,迅速由冰岩崩碎屑流转化为泥石流和高含沙洪水。换言之,真正决定下游破坏规模的,并不只是山上“垮了多少”,还包括沟谷里“卷入多少”、河道中“输送多少”以及下游“暴露多少”。这对高山区洪水风险评估提出了更高要求:不能仅估算源区体积,还要评估沟道物源储量、河道冲淤条件、洪峰传播过程和桥梁口岸等承灾体位置。

这类灾害对河道和工程设施的破坏方式也不同于普通清水洪水。高含沙洪水和泥石流往往携带巨石、漂木和大量泥沙,既可能强烈冲刷桥基和岸坡,也可能在河谷收缩段、桥孔和涵洞处快速淤堵,造成水位抬升和局部漫溢。2025年普热普冰川冰面湖溃决损毁中尼友谊桥,2026年吉隆事件再次影响相近的下游通道,说明吉隆—热索瓦一带并非偶发风险点,而是具有重复受灾特征的重点河段。对这类区域,灾后不应只考虑道路抢通和设施恢复,更应开展河道冲淤复测、堰塞体稳定性研判、岸坡淘刷排查和二次泥石流风险评估。

在监测预警方面,吉隆灾害事件带来了一个重要启示:预警不能只等下游水位上涨。灾前InSAR分析显示,2026年5月1日至8月24日,潜在物源区附近存在空间上相对集中的视线向形变异常,典型点累计最大变化接近20毫米,并在8月12日后呈加快趋势;地震台站记录还显示,主事件发生前数小时源区曾出现多次异常信号。主事件发生后,地震动信号又清楚记录了冰岩崩启动、主能量释放和泥石流—洪水持续运动过程。与此同时,特里苏里河Galchhi站水位曾在30分钟内上升约9米,凸显了洪峰传播的突发性。由此可见,应联合遥感、InSAR、地震动、次声、水位、流量和视频监测,形成源区—沟道—下游一体化的预警闭环。

当前跨境河流洪灾治理的短板,并非技术手段不足,而是多源数据往往分散在不同国家、不同部门和不同监测系统中。源区形变、冰湖变化、堰塞体状态、降雨融水、水位流量和下游损失信息,如果不能快速共享并形成统一研判,就难以及时转化为交通管制、人员撤离和工程处置。对于普通公众而言,进入山区河谷、景区或露营地时,也应避开V形峡谷、河漫滩、溪流边、河道凹岸和水库下游等高风险位置;一旦发现溪水突然变浑、山谷异响、水位快速上涨或骤降,应立即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切忌顺河谷向下游跑。

2025年5月10日西藏普布县扎曲藏布源头考察和观测

从更大的气候变化背景看,喜马拉雅高山区冰川退缩、冻融循环增强和高山岩体风化,正持续改变山体稳定条件。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廓尔喀Mw 7.8级地震曾在琅塘河谷触发大型冰岩崩灾害,造成350余人遇难或失踪。强震不仅会在当时触发地质灾害,也可能对山体内部造成损伤,导致裂隙发育、结构面松弛,并在之后若干年内,在冻融、降雨和冰川退缩的叠加影响下继续孕灾。2026年吉隆跨境灾害,很可能正是在长期孕灾条件下,由高位冰岩体最终失稳触发的结果。

综上,我们认为这次重大灾害事件对跨境河流灾害治理有三点启示:

第一,源区监测必须前移,不能仅监测下游水位。传统防洪更关注河道水位和降雨,但这类灾害的起动位置在高位冰岩坡体。如果等到下游水位上涨再响应,便已错失最关键的时间窗口。应该重点关注高位冰岩体、冰湖、易堵塞沟段和沟口承灾区,综合运用光学遥感、InSAR、无人机、地震动、次声和水文监测,建立源区—沟道—下游一体化监测体系。

第二,灾害预警应从“有没有洪水”转为“灾害链到了哪一阶段”。冰岩崩、泥石流和洪水对应的处置措施不同。冰岩崩起动阶段,重点是识别物质运动和判断规模。泥石流阶段,重点是判定沟道传播路径和下游到达时间。洪水阶段,重点是水位、流量、桥梁通行和人员撤离。如果能通过地震动和次声信号快速判断灾害类型,再结合水位和视频信息确认下游响应,就可以把预警做得更准确和更及时。

第三,跨境数据共享需要制度化。此次灾害源区在尼泊尔境内,影响却波及我国吉隆口岸,说明单边监测无法完全覆盖风险链条。上游国家掌握源区信息,下游地区承受洪水冲击,双方需要共享降雨、水位、冰湖变化、坡体形变、堰塞湖和洪峰传播等关键数据。尤其在汛期和极端天气条件下,应建立更高频率的信息通报机制。跨境河流治理的核心不是临时互相通知,而是平时就形成固定渠道、统一阈值和明确响应流程。

对工程防控来说,这次吉隆泥石流事件也提醒我们,口岸、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不能只按常规洪水设计。高含沙洪水和泥石流往往伴随巨石、漂木、强烈沿程淤积和潜在桥孔堵塞等,破坏方式比清水洪水更为复杂。今后在类似高山区进行工程建设时,应对沟口、河谷收缩段、桥梁基础和岸坡稳定进行灾害链情景分析,必要时提高桥梁净空和跨径,减少墩柱阻水,设置防冲刷基础,并预留应急绕行路线。对于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也应根据近年遭遇的灾害情况重新评估其安全裕度。

总的来说,2026年尼泊尔—西藏吉隆跨境泥石流灾害的重点不只在于“发生了一次大灾”,而在于它完整展示了喜马拉雅高山灾害链的形成过程:灾前源区已有形变异常,高位冰岩体突然失稳,短时间内释放强能量,随后转化为泥石流和高含沙洪水,并沿跨境河流快速传播。这个灾害链传播过程说明,未来治理不能再把冰崩、泥石流、洪水和跨境预警分开处理,而要把它们作为一个连续系统来看。

可见,在喜马拉雅跨境河流地区,真正的风险不只是洪水本身,而是高山灾害链与跨境河流治理滞后叠加后的系统性风险。对跨境河流灾害治理来说,防灾减灾的目标不是完全避免灾害发生,而是降低灾害链失控的风险。具体说,就是源区要看得见,起动要识别快,传播过程要算得清,下游预警要传得到,工程设施要扛得住,跨境信息要接得上。(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 李志威、夏雨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