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正在改变科学研究的组织方式?一家OPC试图用“因果”把138亿年演化连成一条可计算的链

从量子引力研究中的因果集,到生命、大脑、文明,再到正在崛起的AI Agent,一家深圳OPC瑞尔麦斯公司正在尝试做一件看上去近乎“不可能”的事情:用同一种因果语言,重新描述138亿年来新层级为什么会一次次出现。
2026年9月16日,《寻找演化的第一性原理》全球线上发布会将正式公开DCS——《因果结构演化框架》
项目由连续创业者卫荣杰发起。与传统跨学科研究不同,它背后没有庞大的研究团队,而是采用“一人公司 + 大模型 + AI Agent”的方式推进:AI参与文献检索、跨学科比较、反方论证、事实核查、知识管理和持续迭代。
但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一个人能不能做这么大的研究”。
更重要的问题是:
AI出现以后,人类能够研究的问题尺度,是不是也正在发生变化?
从因果集到“可计算的因果箭头”
DCS把研究起点放得很底层,基于量子引力学中的因果集理论(Causal Set Theory)提出:把因果关系进一步表示为可类型化、可加权、可向量化的因果箭头,使复杂因果结构能够进入图模型、计算模型和AI推演。
其目的是研究: 从宇宙大爆炸之初,从最微观的因果箭头到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细胞、生命、人类文明和AI。
会发现这像是一颗不断生长的因果结构演化树,不断的涌现出嵌套式的层级跃迁,同时伴随着对称性破缺的分支和有序因果自由度的不断释放,展开了整个宇宙的演化历史。
当然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宏大而艰巨的研究项目,而不是已经完成的数学结果。
DCS真正想解释的,是“新层级为什么不断出现”
138亿年前没有生命。
没有大脑。
没有文明。
更没有AI。
但今天,宇宙内部出现了一种能够记忆过去、预测未来,并主动改变未来的复杂系统。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现代科学已经分别回答了其中很多局部问题:
物理学研究物质和时空。
生物学研究生命和演化。
神经科学研究大脑。
认知科学研究心智。
AI研究机器智能。
DCS追问的是另一个问题:
这些尺度之间的跃迁,会不会存在某些重复出现的共同因果机制?
它目前提出一条候选链是:
因果结构 → 因果持存 → 因果压缩 → 因果涌现 → 因果预测 → 因果干预。
换成更容易理解的话:
一个结构如果能够稳定留下来,就有可能进一步成为下一层世界的新单元。
底层关系形成稳定结构。
结构内部的大量复杂性被部分封装。
上层不再需要重新计算所有底层细节。
于是新的宏观变量出现,并开始拥有自己的预测能力甚至干预能力。
这就是DCS试图寻找的“层级跃迁”。
生命、大脑和文明,分别把因果推进了一步
DCS特别区分生命出现以前的结构演化,与生命出现以后的达尔文演化。
生命以前,更多是结构形成、稳定和消失。
当遗传、变异和差异繁殖出现以后,选择开始作用于能够跨世代保存和重建自身结构的系统。
生命由此不再只是“稳定存在”。
它开始主动维持让自己继续存在的条件。
而大脑又把这件事情推进了一步。
乌云出现,人预测下雨,于是现在就带伞。
雨还没有发生。
但一个关于未来的内部模型,已经改变了现在的行动。
因此DCS把智能的一条核心能力概括为:
压缩过去,模拟未来,反推行动,干预现实。
再往后,语言、文字、制度和科学让个人的记忆与因果影响突破寿命,形成文明。
今天,AI又开始把这种能力进一步外置。
大模型负责预测。
Agent连接工具。
软件执行动作。
机器人进入物理世界。
于是一个新的临界问题出现:
什么时候,更强的预测能力,会变成更大的现实因果作用域?
AI真正改变的,也许不是“聪明程度”,而是“能改变多少未来”
如果AI只是帮用户修改一封邮件,它能影响的现实非常有限。
如果AI开始参与科研、企业决策、金融、工业控制、软件系统甚至机器人行动,它改变的就不再只是信息。
而是现实中的后续因果链。
所以DCS提出一个更值得讨论的问题:
AI时代真正重要的变量,也许不只是模型有多聪明,而是它能够进入多少现实因果链条。
能力越强,行动越快,另一个问题反而越来越重要:
它正在优化什么目标?
如果目标错了怎么办?
如果每个局部系统都极高效地优化自己的短期目标,而文明整体缺乏足够快的纠错机制,又会发生什么?
这使AI问题从技术问题进一步变成了文明问题。
对文明而言,最重要的也许不是预测“哪个事会发生”
DCS在对人类—AI未来的假设推演中,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
当文明已经拥有越来越强的递归式因果预测系统——
我们可以预测结果;
根据结果重新修改当前行动;
再根据新行动重新预测未来;
并不断通过AI、制度和技术干预现实——
那么文明面临的最高阶问题,就不再只是:
“未来会发生什么?”
而是:
“我们究竟把哪些未来因果路径,纳入今天的模型?”
因为模型里没有的未来,通常不会进入今天的权衡,更不会去主动建构。
因此,在DCS的推演中,一个高阶文明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文明真正高级的能力,不只是更准确地预测未来,而是有能力决定“哪些未来值得被今天认真考虑”。
这可能比单纯追求更强大的AI更加重要。
因为一个能够高速预测、高速决策、高速干预,却只看得到极短未来的文明,未必比一个能力较弱但能够考虑长期后果的文明更安全。
而这个时代最大的讽刺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不是一个个人该考虑的问题,也许就真没有人考虑过,但问题是:
一个OPC,为什么敢碰这种问题?
DCS本身还有另一层实验意义。
过去,一个人的研究边界,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一个大脑能够阅读、记忆和处理多少知识。
AI正在改变这一限制。
今天,一个人可以拥有:
文献助手。
知识管理员。
程序员。
反方。
事实核查助手。
跨学科翻译器。
持续工作的AI Agent。
这并不意味着AI可以代替专业研究者,也不意味着一个人真的等于一整个研究院。
但它意味着:
个人第一次开始拥有过去只有组织才能提供的一部分知识调度能力。
所以DCS同时也是一次关于科研组织方式的实验:
AI到底只是提高研究效率,还是正在改变“科学研究最小组织单位”的边界?
真正困难的部分,现在才开始
项目方并没有把DCS定义成已经确立的统一理论。
相反,下一阶段最困难的任务,是把这些宏大的因果直觉变成真正能够计算和证伪的东西:
因果箭头如何加权?
不同尺度之间如何映射?
什么叫因果持存?
什么叫因果压缩?
宏观变量什么时候真正获得新的因果效力?
新的层级出现有没有可操作的判据?
AI能不能沿这些结构进行有效推演?
什么实验或计算结果出现时,DCS必须承认自己错了?
这才是它能否真正进入科学讨论的门槛。
项目方对此的表述是:
DCS的目标不是宣布一个终极理论,而是建立一个能够被挑战、形式化、计算和检验的开放因果框架。
9月16日,这套框架将通过《寻找演化的第一性原理》全球线上发布会正式公开。
它最终想追问的,或许并不只是“宇宙为什么演化成今天这样”。
而是一个更加大胆、也更加迫近的问题:
如果宇宙过去138亿年的演化真的存在某些反复出现的因果规律,那么在人类在AI帮助下释放更大的因果自由度,第一次获得如此强大因果预测和因果干预能力的今天,我们能不能利用AI,第一次更清醒地判断——下一步,人类究竟应该把自己演化成什么样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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