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高薪逃离大厂，我成了最后一批“提前退休”的80后

在许多人看来，1980年出生的徐春柳踩准了时代风口，职业生涯遵循着一条清晰的上升路径：千禧年初纸媒处于黄金时代，他是冲在一线的调查记者；互联网大潮来临时，他进入“大厂”，飞快晋升，薪水翻了三倍。他拥有过工作价值感、同行尊重、行业话语权，以及令人羡慕的收入。

然而，面对新技术的冲击，传统内容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徐春柳所在公司也经历了多轮裁员潮和架构调整，他在5年里换过14任直属领导，小组成员最后只剩3名处于孕期和哺乳期的女职员。职场动荡中，他在2021年检查出重疾，为了不被裁员，请假的七天里，除了手术当天因为麻醉昏迷，其他时间都在处理工作信息。

2024年，44岁的徐春柳觉得自己已经难以适应职场竞争，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他也成了最后一批法律意义上因病提前退休的80后。如今，他带着每月五千多元的退休金，转向一种缓慢而具体的生活：像候鸟一样随季节旅居，陪伴1岁多的女儿成长。他也终于有时间停下来审视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重新思考工作的价值，以及自己在其中的得与失。

口述｜徐春柳

记者｜吴淑斌

黄金时代

我于2002年从苏州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北京当记者。我对人文社科类知识一直很感兴趣，从高中开始，每个星期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到邮局去等最近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然后买回家。

我的性格挺适合当调查记者、跑一线突发新闻。我很喜欢接触新信息，每天都花大量时间摄取信息，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而且我不怯于和陌生人交流。当记者会面对许多对你“无所求”的陌生人，我会用自己已知的信息去换取对方的新内容，这样至少能得到一些新线索。有时候，做监督报道还需要与人“对抗”，但我很享受这种“对抗”和克服困难的感觉，这是一种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

《小城大事》剧照

印象比较深的突破性采访是在2005年，李敖来北京的那次。当时，凤凰卫视独家代理了他的所有采访，其他媒体的记者根本无法靠近。后来，我打听到他要去颐和园，在一艘游船上和他的姐姐见面，我就提前上了那艘船，跟船工们混熟了后，把相机藏在了船舱里。李敖和凤凰卫视的高层一起上船，以为我也是船工之一，没人注意到我。船开到湖中央时，我突然跳出来采访，他们愣了一下，但也无可奈何——总不能把我从湖心扔下去，最后我抢到了唯一的一次采访机会。当记者那些年，类似困难的采访我做了很多。

当记者时我很有成就感和职业荣誉感。记者这个工作和社会历史进程沾着点边，记者是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看到社会发展时会有“与有荣焉”的感觉。我们那时候是真把自己当成“第四权力”，出去采访，尤其是去某些地方做监督报道，当地政府对你是“又怕又敬”，我在现场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种无形力量的存在，而且有信心：我做的这个报道最终一定能发出来，对事情有所改变。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在上海的一家媒体工作，他父母跟别人说起儿子，会自豪地提“他那篇报道被总理批示过”。这种职业带来的认可是很实在的。

此外，“记者”这份工作的收入也不错。我那会儿还是新记者，只要肯跑，一个月拿一万多块钱没什么问题，如果是做深度报道的记者，一个月能完成两篇稿件，月入过万也很轻松——那可是零几年，这笔钱在北京能过得不错了，用当时我们领导的话说，“能给大家一个维持体面生活的收入”。

《平凡的荣耀》剧照

报社给了我很多难得的机会：2008年底我去南极采访，2009年国庆大阅兵我是全报社唯一在观礼台上的记者。但接近30岁时，我还是觉得个人在职场上应该往上走。

当时我能感觉到，纸媒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而互联网开始崭露头角。有一个契机是，在南极那会儿，我遇见了一个门户网站的朋友，人家在现场拍的照片、录的视频传回去，网友立刻就能看到了；我吭哧吭哧写个几千字的大稿传回去，第二天才能见报。这个效率对比太明显了，于是我跳槽去了互联网公司。

刚进互联网公司时，其实做的还是老本行工作。那时候技术简单，门户网站把各家媒体的信息抓过来展示，我们这帮从传统媒体过来的人就是把“议程设置”的经验从纸媒搬到网上：判断哪些内容是公众感兴趣的，放在网站最显眼的位置。另外，不涉及时政的话题，我们也会自己生产内容，比如2010年伊春空难，我们找到各个遇难者的家属采访了一遍，做了个“墓碑墙”的专题，让每个人都能悼念逝者。后来我在另一家大厂还做过事件运营，本质还是媒体思维：盯着网络热点，迅速找到当事人，把他们拉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发声。

《沉睡花园》剧照

那是互联网的快速扩张期，我刚去不久，内容部门的人数就开始不断增加。我个人的发展也很快，公司有清晰的晋升路径，每半年都有考核和晋升机会，我很快就做到了副主编，管理好几个小组。最直接的回报当然是收入，每半年调一次薪，三年下来，我的收入翻了将近三倍。那几年干得特别有劲，上级的认可非常直接，自己能清晰地感觉到职业道路上的进步，动力十足。

动荡

好景不长。大概2015年前后，今日头条崛起，传统媒体人在大厂的地位一落千丈。它靠的是算法推荐，机器会根据读者的点击和反馈，自动决定给每个人看什么。我们过去那套“议程设置”的本事瞬间就没什么价值了：一个编辑就算拼命干，一天能仔细处理完六七十条内容就顶天了，十个编辑，也就几百条，但机器一天能处理几万甚至几十万条信息，然后根据每个人的喜好精准排序，效率是人的上千倍。

做技术的人站到前台，成了主导。我们这些做内容的人逐渐退居幕后，主要工作就是给海量的内容打标签：这条是时政，那条是娱乐，再标记一下这条新闻的质量高不高。另一块工作是去做内容源的拓展和维护，比如跟《人民日报》等机构媒体打交道，采买内容。唯一有一点不可替代性的地方，可能就是对突发新闻的推送，因为突发新闻的时效性很强，机器还来不及学习，靠人的经验做判断还是最快速可靠的。后来我被迫转到了内容运营部门，运营垂类，看某个领域有多少创作者、他们的活跃度怎么样、产出的优质内容比例有多少。

《年会不能停！》剧照

整个内容团队经历了一场大换血。原来管内容的人是从传统媒体来的资深记者、编辑，现在全部换成了做技术的人，我的汇报对象也越来越年轻，从“60后”“70后”，变成“80后”，后来甚至要向比我年轻十几岁的“90后”汇报。紧接着就是裁员潮，团队一裁再裁，几次“对半砍”后，我手下的团队从二三十人裁到只剩五六个，最后剩下的全部是怀孕或在哺乳期的女性。

我们也得学新东西。我开始学数据库、做数据分析。时代变了，评价标准也变了，面对技术型领导，你要说一个东西好，不能再用“内容丰富全面”这种旧标准，得看这条内容的留存率、点击率，用数据去证明它“好”。

但干起来很吃力。一个很大的变化是要做“汇报”，以前在媒体，我们几乎不需要汇报，报道本身就是最终作品，用成果说话，但现在在互联网公司要有周报、月报，还必须写得漂亮、清晰。我们当时的小领导是个工作狂，几乎每一个垂类、每一个人的汇报都要听——他下边管着一百多个人。我作为中层其实是最累的，在他听汇报之前，我必须把我手下每个人的汇报都先过一遍，预判领导会问什么问题，提前准备好所有答案。那段时间，我一周得有四天都耗在准备各种汇报上，心力交瘁。

我后来生病，可能跟这段时间的压力也有关系。

《我，到点下班》剧照

那时候觉得工作的价值感在下降，说白了，就是为了挣钱才干活。工作变成了纯粹的执行任务，上级定下一个指标，不管是否合理，我们都想办法去完成。其实产品运营能做的事情不多，也就是一套规定动作：抽奖、办活动、做调研。我当记者时，也是拿到领导派发的一个目标，但怎么达到这个目标，路径完全由我自己决定，我需要动用所有资源、脑力和方法去突破、去采访。那种全身心投入、充满创造性和主动性的状态，和按照固定几条路径去完成关键绩效指标（KPI）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种工作状态肯定是令人不开心的。我理解许多年轻同事能在数据增长或产品创新中获得成就感，但我的情况不同。我虽然在大厂工作，工作积累和认同感仍来自媒体，然而从2015年左右开始，媒体行业经历了近乎覆灭的困境。当我背后的整个行业根基都没有了，我的过往积淀也没有价值了。而且，到了三十几岁的年纪，人肯定希望自己在行业里有一定的影响力，别人尊重你，但我现在却只能和刚入行的同学一起在门槛很低的领域里做竞争，这种失落感是很强的。

与此同时，我的人生也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点：2021年，我在一场体检后确诊了重疾。我做了一场大手术，身体里有一个号称“沉默的器官”被切除了四分之一，肋骨下方留下了一道长达30厘米的伤口。

《凡人歌》剧照

但我不敢向公司请病假。我的职业生涯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节点上——公司领导层变动频繁，我所在的部门风雨飘摇，而我在这家大厂已经待了八年，职级、年薪都比较高，正是续约的节骨眼，我担心公司会借此机会让我走人。于是，我只敢向公司请了七天事假，除了手术当天因为麻醉昏迷无法处理工作外，在病床上的其余六天，我依然保持着在线状态，回复消息、处理审批。七天一到，我立刻回到办公室。腰上的伤口被纱布和绷带紧紧裹住，我把办公椅调到倾斜，半躺在上面工作，对外只说做了个“小手术”。手术是6月份做的，那个月进行了上半年考核，我还拿到一个“优”，让我暂时保住了职位和收入。

后来，我手下的人被裁得只剩下三个，到了需要我自己直接干活、出成果的时候，我的身体条件已经吃不消了。正好，有另一家猎头找到我，我拿到了另一家大厂的offer。其实，我要到这家大厂去并不难，里面的许多领导层是我曾经在媒体时的同事。我以前没有找他们，想着人家把我招进去肯定是基于我以往的表现，可我现在是个“伤员”，只剩下不到80%的战力了。但猎头现在找来，我就没有心理负担了——我不会做出超过自己健康条件的承诺。跳槽过去新大厂，我还能带着三个团队。

退休

如果不是生病，我估计自己现在已经跳到大厂的AI部门了，至少会追着技术潮流往前走。我对掌握新事物、新科技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举个例子，2012年左右，Oculus公司（注：主打VR产品，2014年被Meta收购）最早推出虚拟现实设备Oculus Rift，它还只是工程机时，我就在官网上预订了，算是全球很早的一批用户，在国内可能也就几百人。当时国内一家大公司想做VR眼镜，还跟我借过设备。

但生病之后，我的精力和状态没法支撑这样的计划了。我对工作的投入不得不变成以“保命”为主——说白了，就是能干几年干几年，再挣几年钱。我把自己形容为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躺平在海里，波浪上下起伏，我就跟着上下漂，最后波浪把我推到岸边，我就上岸了。

《胜券在握》剧照

跳槽后，行业压力很快传导到了新公司。新公司也在频繁调整业务，我刚去不到一年，直属领导就跑了，然后不断地换汇报对象，感觉又把在前一家公司的经历重演了一遍。就这样折腾了两年，我的身体和心理都难以承受这样的压力和变动了，每次听新领导给我安排任务、提考核要求，我就生理性想吐。我想，我应该离职，申请提前退休了。

办理提前退休的过程不太顺利。早年在媒体的工作经历里，有档案缺失、社保断缴的情况，从2024年3月起，我跑了很多地方，还和前单位打过官司。很惊险，最后赶在当年的12月16日，养老部门确认了我的退休时间和养老待遇。（注：2025年1月1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正式实施，第二条规定：“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请按月领取病残津贴。”）2025年2月，我拿到了第一笔退休金。

身在互联网“大厂”的人，熬夜加班难以避免，他们的健康也在无形中受损（视觉中国 供图）

现在，我的重心更多地回归到家庭和自我。我39岁才结婚，本来没急着要孩子，但父母催得很着急——我生了这场病，如果再不抓紧，可能就真的没机会了。不过，我自己也很喜欢孩子，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想留下点什么，我觉得孩子就是最重要的寄托，你可以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都分享给她。孩子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生活领域，我女儿现在快2岁了，每天看着她、陪着她健康成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现在，我一年里在江苏、云南和北京轮流居住，睡到自然醒，想晒太阳就晒太阳。

这种生活状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工作20年的收入。如果说工作里更看重什么，我觉得20多岁时更看重职业价值感，比如当记者时，明明转任编辑是更快的晋升通道，但我就是不喜欢坐在那儿打磨文字，跑新闻、做报道才更符合我的性格。到了30多岁，现实考量就占了上风，我开始更看重薪水，这也是我离开传统媒体、一直投身互联网的主要原因之一。

《何以笙箫默》剧照

我觉得挣钱始终是衡量一份工作乃至人生成功的重要指标，尤其生病之后，我的体会更深。如果工作了几十年，连自己退休后的生活都难以保障，或是让父母去旅行的钱都负担不起，那很难说是成功的。所以，进入一家好公司、争取更高的薪水，当然可以成为一个合理的人生目标。我在生病前给自己买了四份重疾险，能拿到几十万元赔偿，后来手术、治疗、休养、抚养孩子，每一步都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靠着过去的存款、股票，从大厂离职的赔偿金，我的生活没有太多经济上的压力，钱在这个时候，意味着选择权和安全感。

不过，我们那个时代和现在年轻人面对的境况，确实完全不同了。2000年之后，各行各业都在蓬勃发展，现在社会更成熟、信息更透明，哪些行业收入高、前景好，大家心里都清楚，它的进入门槛也变得非常高。大多数人很难挤进高收入行业时，工作热情自然容易受挫。所以，现在更重要的是追求内心的自洽与满足，关键在于不“拧巴”：如果你认准了高薪行业，愿意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拼搏，那当然可以，哪怕先去这个行业的小公司打杂，再慢慢地往上爬——市场经济还是承认勤奋和努力的作用的；如果你选择更安逸、更符合兴趣但收入没那么高的路，那也没问题，看到别人去加勒比海度假时不心生嫉妒就行。人生很长，别人一时走得快，未必是好事。我今年四十多岁了，可以很确定地说，世界上没有真正毫无烦恼的人，你认为一个人光鲜亮丽，是因为你不够了解他。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家家都有难处，不是离婚、大病，就是其他变故，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完美无缺的，而我大学同班的16个男生，已经有两个去世了。

《莫里斯》剧照

我对现在的状态挺满意。每天能睡到自然醒，想晒太阳就晒太阳。虽然也给自己定了背单词、读书、减肥这些计划，但都是轻松的目标，完不成也不会被扣奖金。以前我的目标是挣更多钱，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多保障，现在我没有能力再去扩大这种保障了——距离手术已经过去四年，我在持续吃药治疗，情况稳定，但也没办法再工作，只要持续专注一个小时，身体就受不了。我会在退休金预算内，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精彩些，让身体更健康些，这就是我新的人生目标了。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第4期封面故事）

排版：球球 / 审核：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