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厂失败，是富士康布局失策的缩影

败走威斯康辛

2017年，富士康宣布计划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共计100亿美元建设10.5代液晶显示屏（LCD）工厂，并为当地至少增添1.3万个工作岗位。此项目被当时刚刚就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赞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美国制造业重振的标志”。

当然，特朗普可以这么说，因为他是个商人政客，他急需立几个像富士康这样的制造业典型，好让自己的那句“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口号看上去不那么夸夸其谈，这是政客的政治资本。

实际上这条路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好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个工厂到底是做什么的，当初郭台铭和特朗普协商的时候，讲好是10.5代液晶显示屏（LCD）工厂。但不到一年这个计划就变卦了。2019年3月，富士康提出他们准备建设的工厂并非10.5代LCD液晶显示屏工厂，而是一个规模和就业岗位都要大幅度缩水的6代工厂。可即便是6代工厂富士康又说不打算建了。随后富士康持续“画饼”表示会制造各种东西，从汽车屏幕到服务器支架再到机器人咖啡亭等等。

这一圈折腾下来，让威斯康辛州政府彻底傻了眼，原来号称“美国第八大奇迹”的超级工厂，变成了如今的“迷你杂货铺”。最要命的是，富士康将把计划投资从100亿美元削减至6.72亿美元，并将新增工作岗位从1.3万个削减至1454个。这意味着，美国为了这个工厂项目所承诺的价值40亿美元的纳税人补贴亏到了姥姥家。

民间对这个项目也抱怨颇多，批评人士指责政府把纳税人的钱给了一家外国公司，而且该协议的一些条款授予了广泛的水使用权，并允许通过土地征用权来收购和拆除房屋。许多人担忧LCD生产的严重污水问题，以及土地问题，将给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困扰。

2019年工厂所在地的一些村庄被迫为富士康项目让路。各方为132处房产支付了略高于1.52亿美元，外加790万美元的搬迁成本。然而现在这一切都化为乌有，大量美国纳税人的金钱被浪费，许多美国人背井离乡，工厂却没有盖起来。

事到如今，在重重阻力之下，富士康也不得不宣告在威斯康辛州的工厂是失败的投资。但事情远没有一句“承认失败”那么简单，美国政府不是冤大头，富士康在当地拿政府“开涮”，自然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即富士康需要为其现已放弃的宏大计划支付基础设施改造和土地收购费用。

具体算来，从下一个纳税年度（2023年）开始，富士康要向计划工厂所在地的村庄—一个人口约2.7万城镇支付每年3600万美元左右的费用，且未来20多年都将保持这一水平，直到基础设施的债务付清。

骑虎难下

富士康这一系列出尔反尔的操作得到这种下场貌似是罪有应得，但实际上富士康有苦难言。

首先是威斯康辛项目的经济性问题。早年间富士康靠着代工起家的品牌，凭借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的劳动人口红利、自身规模效益、供应链高效率、低毛利策略等因素迅速成长起来，在业界成为遥遥领先的存在 。

在中国混的风生水起的富士康却在美国显得“水土不服”，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相较于中国大陆，美国人力成本十分的昂贵。拿富士康此次在威斯康辛州的项目来说，最终敲定的1454个员工年平均工资为53875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万元。而国内富士康工厂同一名普通员工的薪资为富士康平均工资约为6522元/月，一年约为78264元，再加上年终奖10391元，满打满算也就88655元。前者是后者的四倍有余。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在拟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出现了产业布局的失误，威斯康辛州当地不仅缺乏大量熟练的工人，而且由于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严重，导致该地区也缺乏与富士康产业相关的上下游厂商，没有产业集聚，企业投产成本和难度大幅增加。

富士康要真是按照原先的计划投资100亿美元，增添1.3万个工作岗位不仅亏钱不说，而且还会被迫持续往里面砸钱，如此体量巨大的项目就是一个烧钱无底洞。企业还不敢轻易开除员工，也不敢随便加班，毕竟美国工会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招惹的，闹到州政府，政客们为了选票肯定会倒向工会。在由奥巴马夫妇投资拍摄的纪录片《美国工厂》中，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就因为工会吃过亏。这其中有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也有经济乃至政治制度上的差异。

（图片来源：纪录片《美国工厂》）

其次是风险考量，当时国际局势波谲云诡，刚刚上任辅一年的特朗普就悍然对中国发难。国际资本都在观望，打算顺应着局势的变化伺机而动。

富士康在贸易摩擦还未正式开始之前就宣称投资一百亿在美国建厂，可以看作是郭台铭为应对特朗普时期可能出现的极端风险做准备。思路就是：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中国一个篮子里。因此在美国建厂对于富士康来说风险管理层面上的意义可能要远远大过其经济层面上的意义。

当然，郭台铭也有自己政治上的小九九。受到自己老友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启发，郭台铭决定在台湾也复刻一把商人当领导人的传奇经历。因为郭台铭过去曾经资助过台湾国民党，且本身也是国民党的老党员，因而被授予资格参加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党内初选。

而要想在党内获胜，争取美国支持是一个屡试不爽的策略，在美国建厂就是对特朗普“制造回归美国”的一种表态。因此郭台铭在17年和特朗普在威斯康辛项目的动土仪式上勾肩搭背上演一出“哥俩好”的戏码，可以看作是一场政治秀。

但现实是郭台铭的算盘可能打得并不那么如意。在反反复复的拉扯中，贸易摩擦没有把大量工厂赶回美国，这些工厂或者留在了中国，或者分散了一部分去了东南亚和印度。而另一头，郭台铭的地区领导人之梦也在国民党内的初选失败的结果中破碎，至此其在政治上已经基本失去想象空间。再结合前面提到的威斯康辛项目本身的经济性问题，那就可以理解这个项目为什么会从开始的“轰轰烈烈”发展到现在“骑虎难下”的局面了。

被苹果牵着鼻子走

在富士康美国投资失败的原因当中，苹果供应链没有体系性回归美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在富士康的业务版图背后，苹果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客户。

苹果之所以对富士康来说如此重要，这首先与其产品在市场上真的能“打”有很大关系。就最近的数据来看，在竞争激烈的智能手机市场，2022年4月份中国国内手机市场销量榜，销量前五的厂商分别是苹果、荣耀、小米、OPPO、Vivo。

在因疫情，原材料价格上涨，芯片短缺导致整体市场销售不佳的情况下，苹果的表现却优于整体市场，4月份手机销量达到300万台，环比跌幅只有2.2%，由此再度登顶国内手机市场。反观荣耀、OPPO、Vivo的环比跌幅则都在15%以上。在市场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苹果依然能逆势增长，遑论平时。

一组数据完全能说明苹果对富士康的带动性：2022年Q1，苹果为减少防疫封措施给生产订单带来生产上的影响，将iPhone生产订单从受封锁的工厂和供应商处转移到富士康。这使得富士康在2022年Q1净利润达9.8亿美元，这一数字也创下其自2014年以来的季度新高。

因此富士康的市场策略就是苹果指到哪里，生产线就打到哪里。这不是富士康想要这么做，而是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苹果供应链能成就一批企业，也能打趴一些企业。最典型的就是欧菲光，被苹果踢出供应链之后，股价大跌，持续亏损。有数据显示，过去10年里，苹果供应链更换率高达30%。这一数据，即使作为果链巨头的富士康也瑟瑟发抖。

2022年5月24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已经告知一些供应商，今后希望在中国之外的地方提高产能。这不是苹果第一次透露出要在中国之外扩充产能了。

富士康比苹果的“转移意识”更早，2011年，富士康进军巴西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苹果手机生产线；2014 年，计划在印尼投资 10 亿美元，之后在反反复复拉锯中，富士康直到2019年才成功在印度造出了苹果手机。而对于如今蒸蒸日上的越南市场，富士康迄今也已投资超过15亿美元，并计划2022年再增加7亿美元投资，并在越南当地招聘约10000名员工。

但是在2021年，疫情使得富士康在印度，越南的工厂受到了限制。而中国对疫情的有效管控使得富士康等制造工厂回流，以保证产能。

即便忽略疫情的影响，富士康在印度、越南的布局也并不顺利。拿印度来说，虽然印度劳动力成本表面上比中国有优势，但是员工的素质却没有中国工人高，富士康为此在培训方面投入的成本大大增加，而且也不能用加班压缩生产成本，因为印度工人会因此而罢工。

除去这些人力、培训等成本困难，印度基础设施也相对来说比较差，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经常出现断电的情况，造成生产任务持续的中断。因为停电造成的产能下降，是富士康没有彻底办法解决的，并且多次与印度方面展开沟通也无能为力。

富士康对越南市场的期望或许会比印度市场要高一些，毕竟越南可是要决心代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作为地理位置优越，并且坐拥人口红利的潜力股，其内需市场却非常有限，导致产品无法自我消化，只能依赖出口，难以形成像中国市场这样的规模。其次，越南资源有限，工业基础较薄弱，重工业、轻工业难以实现平衡发展。使得富士康在越南的产线只能做一些苹果的低端产品，且良品率不高的问题一直被外界诟病。

旧时代的巨轮，难入新世界的海洋？

富士康身背“代工之王”的标签，这几年也渐渐感到靠着低毛利，极限压缩成本赚钱的模式愈发乏力，因此才会在海外各种折腾。在美国建厂的失败或许是这些年富士康布局失策的一个缩影。

当初台积电与富士康一样，出于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风险管理，很早就在美国设立有工厂，但是这个工厂也是一直都没有太好的利润，始终无法扩大生产。要知道台积电的芯片附加值要远远超过富士康代工的产品，还出现这样的情况，富士康如果在美国大规模投产，情况只会更糟糕。

这种后果郭台铭并非没有思考过，可现实是富士康还是硬着头皮去建厂。结果我们也看到了，经济效益也没收到，风险管理做到最后也让自己处于“进亦忧，退亦忧”的尴尬境地，在政治层面的发力到头来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曾经那么积极地想要撤离中国的富士康，出去转了一圈还是觉得中国最香。想要回流，却猛然发现中国大陆代工市场已经是群雄并起：靠电池起家的比亚迪不遑多让，曾在自己手底下干活的打工妹建立起来的立讯精密如今也要来和自己分一杯羹。对于富士康来说这一切或许太过荒唐。

作为电子时代发展起来的“巨兽”，富士康也不是没想过要进行转型，2016年3月30日，富士康宣布以38亿美元收购夏普的66.6%的普通股权和50%特别股权，彰显出了其在面板领域的勃勃野心。但随着中国大陆资本给予华星光电、京东方大力支持，加上面板产业更新换代，富士康在广州增城和美国的面板投资都处于暂停状态。

PCB制造领域也曾是富士康想要转型的突破点，2017~2020年，富士康旗下主营PCB制造的子公司鹏鼎控股的营业收入从239.21亿元增长至298.51亿元。甚至有业内人士表示鹏鼎控股在这4年间持续占据PCB行业全球第一的宝座。尽管PCB是富士康的投资中比较成功的业务，但要凭借此业务带来的营收推动富士康这样庞大的重资产企业的转型还是稍显困难。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随之发展，新技术浪潮对制造业产生了巨大的外部影响。富士康也嗅到了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于2013年初步形成了工业互联网构想。此后两年里，富士康在选定示范产线上进行工业互联网系统开发，富士康的工业互联网逐渐发展成形。

2015年，富士康将物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业务单独拆分，组成了工业互联网业务公司——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工业富联。2018年6月，工业富联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尽管工业富联上市伊始就被资本所看好，但从其仅为个位数的毛利率来看，依然难以摆脱代工模式的局限。

富士康的转型的尝试有得有失，但总结起来就一个策略：什么行业火热就扎入哪个行业。甚至在2015年，与和谐汽车、腾讯合资成立和谐富腾，打响进军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第一枪。目前来看貌似这条赛道前途光明，富士康也已经在2021年发布了自研的三款新能源汽车，算是将造车项目从PPT变成现实。

这几年富士康四处出击忙得不亦乐乎，但当热闹归于平静，我们再次思考富士康的布局，仿佛像克莱顿在其著作《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说到过的：“当企业在遇到破坏性技术*变革或市场结构变化时，遭遇失败的领先企业数量非常多。而且无论这些新技术会在多长时间内席卷整个市场，我们都会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导致企业失败的决策恰好是领先企业在其被广泛誉为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时做出的。”

这一观点在曾经的零售巨头西尔斯公司和微型计算机公司DEC身上得到了充分印证。当然，对于最近热衷于新能源汽车的富士康来说同样值得警醒。

*注：指那些满足低端市场需求，或者完全为了新市场而开发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