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亚研拒收国防七子 中国AI的黄埔军校走到了尽头

/ / 作者 |清柠

前言

听到MSRA（微软亚洲研究院）停招北邮学生时，吴楠（化名）的心中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主要还是几个学长的压力比较大，他们在微软亚研这一块投入了很多时间精力。”

4月13日，“MSRA停招国防七子及北邮学生”的消息在知乎出现。一天之后，这个话题就登上了热搜。经过大量网友（其中包括吴楠学长）的反复确认后，他们确认了这条消息的真实性。美方翻云覆雨的“实体清单”，也开始在北邮学生身上发威。

根据吴楠的说法，微软亚洲研究院停招之后，他的学长一直在积极联系mentor，尽可能保证工作和论文不受影响。“上一次强调实体清单的时候，‘国防七子’的学生也有类似的问题，大家都是照葫芦画瓢，如果情况实在很差，心里也会有个预期。”

一名学长跟吴楠表示：“解决问题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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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I的黄埔军校

在以吴楠为代表的中国计算机/人工智能专业学生群体中，微软亚洲研究院就是一块“黄金敲门砖”。这与中美互联网产业的“蜜月期”不无关系。

1991年，微软旗下的操作系统Windows3.0刚刚发布，正在攻关WindowsNT。为了保证公司在行业的领先地位，比尔·盖茨决定成立微软总部研究院。

当时的美国计算机行业，也有高强度竞争带来的“内卷”问题。1997年，比尔·盖茨在微软前任首席技术官麦尔伏德的劝说下，决定将研究院开到中国去。麦尔伏德给出的理由，也相当有说服力：

“1990年代之前，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每年产出计算机博士最多的地方——现在中国超过去了。”

1998年，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身“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了，语音识别专家李开复担任首任院长。在当时，电话还要单位共用，上网属于奢侈消费。然而研究院却依旧打电话、发E-mail联系国内博士生。研究院构建团队的难度，堪称在沙漠里挖水井。

由于物质条件实在有限，李开复为了说服海外精英回国，也是磨破了嘴皮子。折腾了一年之后，以张宏江、李开复、沈向洋、张亚勤等人为代表的管理团队逐步成型。“中国研究院”也就变成了格局更大的“亚洲研究院”。

2002年，研究院首次在计算机科研领域最负盛名的国际图形学年会SIGGRAPH上发表了4篇论文。又过了3年，微软亚洲研究院放出的9篇论文全部被SIGGRAPH收录，相当于全年论文数量的十分之一。微软亚洲研究院因此成为微软的“人工智能桥头堡”。

02

相互成就 渐行渐远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故事听起来扬眉吐气，但是它在公司最开始的定位却有些边缘化。

创建研究院的李开复，是靠AI语音识别起家。建设微软亚洲研究院，目标也是人工智能。可是微软在2006年以前，专注的是操作系统和移动终端，亚洲研究院的论文再好看，也很难帮助业务，所以当时的研究院更像一个学术部门。

不过随着微软参与搜索引擎Bing，智能语音助手小娜等项目的开发，人工智能在微软的主营业务中显得更加重要。云计算和AI技术的实用化，也让微软亚洲研究院成为了中国AI的技术主力。创设研究院的李开复，成了中国的“AI教父”。当过副院长的王坚，成了阿里云的创始人。就连后期加入的汤晓鸥，也成了“商汤系”的缔造者。

“不过那都是十年前的事了。”吴楠表示，“如果从我们的角度看，微软亚研就是一个有研究员的好单位，找学术大佬抱大腿，让博士带我做项目。去当个实习生工作几个月，也能凭这段经历混个好一点的Offer。”

冥冥之中，微软亚洲研究院似乎有着“黄埔军校”的气质： 一种让后人难以想象的默契。

奇怪的是，当中国AI产业愈发红火时，作为人才源头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却在有意拉开跟中国的距离。

这一切要从2019年《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说起，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微软亚洲研究院发表的三篇论文中，作者包括国防科大的“研究人员”。其中一篇论文甚至可以“借助人脸反光绘制场景地图”，可以大规模使用到“监视”和“审查”行动中。

然而这篇文章的主要评价来源，却不是论文本身，而是新美国基金会的“中国政策专家”萨姆·萨克斯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络空间政策主任”亚当·西格尔。

查询这两位专家的简历可知，新美国基金会是标准的“自由派智库”，在技术政策上鼓吹中国制造“技术威权”。亚当·西格尔也算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中的自由派，经常“评论”中国技术企业的“隐私问题”。

更加有趣的是，新美国基金会的主要资助人，是标榜“技术自由”的谷歌。这也让人怀疑《金融时报》的这篇文章，似乎是在给人拉偏架。

03

从“北伐”走向“长征

然而这种文章的出现，确实给微软亚洲研究院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此次事件之后，微软亚洲研究院为了避免被人“兴师问罪”，在内部开展了“除名运动”：只要实习生的学校涉及国防科大，就要从作者名单中剔除，也不能使用学校作为单位发表论文。

“从我学长的经历来看，微软也不想惹麻烦。”吴楠表示，“像是微软亚研的一些宣传资料，就要尽可能地降低敏感院校的存在感。像是一些开源项目，也要把特殊院校的人给绕开，因为会有人用‘不够开源’做文章。”

至于后续影响更大的10043清单，主要目标则是“以国家安全为名，禁止特定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获得签证”，直到最近才直接影响到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日常运行。目前可以确定的“限制令”中，受到“实体清单”影响的，也主要是研究院基层的实习生。

不过吴楠表示，只要“限制令”已经出现，后续的发展就已经不受控制。“10043清单本身就涉及AI领域，只要进了清单，就有各种理由去做各种事情。过去我们是因为留学影响太大，所以关心签证。如果研究院也扛不住，说不定微软会完全撤出去。”

吴楠提到的“退出”可能，指的是IBM中国研究院。

作为外企中国研究院的另一位代表，IBM中国研究院1995年就来到了中国，比微软还早了三年。研究院的主要业务，也分布在环境保护、物流供应、医疗服务等基础领域。由于IBM的营收和净利持续缩水，IBM难以供养一个无法盈利的研究所，IBM中国研究院因此在2021年1月关闭。

与IBM相比，微软的研究院虽然也经历过大量人事变动，但是由于国内AI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微软的AI研究需求，微软亚洲研究院并没有遇到那么大的生存压力。不过微软面对的，却是一种更加不讲规律的压力，以至于微软也只能通过“内部补丁”来避嫌。

不过从已知的情况来看，微软能够承受的压力并不多。目前已知微软亚洲研究院历任高层中，距离“国防七子”相对较近的周明（前研究院副院长，哈工大博士学位）已在2020年底离职。研究院现有高层的就读院校，也并不在“10043清单”当中。“国防七子”和北邮的学生如果继续在微软任职，可能连基本的庇荫都没有。

曾经的努力和默契，变成了规避和驱逐。 AI产业的当代史，也从国内海外的相互成就，变成了本土人才的“反围剿”和“长征”。经历过这一切的微软亚洲研究院，似乎真的成了中国AI的“黄埔军校”。

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吴楠选择苦中作乐：“既然微软这么看得起北邮，我也希望领导多给点经费，改善一下沙河的食堂。”

来源|科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