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商人这样抵抗亚马逊 而莫迪在出卖他们？

【文/尼尔什·克里斯托弗 译/刘思雨】

今年印度教霍利节的前夕，在印度北部城市坎普尔，10名男子手持雕像聚集在一家珠宝店外。这些纸板雕像有五英尺高，头是粉红色的，脸上有可以旋转的胡子，它们做出来是为了燃烧的，这是节日习俗之一。在雕像的躯干上，这些人钉上了亚马逊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的头像。

这是普拉文·坎德瓦尔组织的现场示威活动的一部分，他是德里的商人，领导着一个由大约8000万小企业主组成的组织，该组织被称为全印度贸易商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All India Traders），简称CAIT。

当坎普尔的人准备好他们的贝佐斯肖像时，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商人也在Zoom视频会议中展示了他们手中的肖像（示威本来是要现场亲身举行的，但印度正处于第二波致命的新冠病毒疫情的边缘，全国各地的城市已经处于封锁状态）。一些商人在自己的商店里进行视频通话，其他商人则在阳台和露台上，还有一些人站在街上。许多人都有自己的世界首富的纸板版本：一个店主和他的两个孩子拿着贝佐斯的大头照在Zoom上进行视频通话，还有一个多头魔王拉瓦纳的剪影，魔王胸前印有“AMAZON”的字样。

印度商人焚烧贝佐斯的肖像来抗议亚马逊的压迫

在坎德瓦尔的指挥下，他们点燃了自己手中的贝佐斯肖像。在霍利节期间，焚烧雕像代表着消灭女魔头霍利卡，这是一年一度的正义对邪恶的胜利。对于店主和商人来说，贝佐斯便是今年要燃烧的恶魔。

这个噱头是坎德瓦尔的最新玩法。这位60岁的商人与纳伦德拉·莫迪的印度人民党关系深厚，30多年来，他一直作为全印度贸易商联合会的领导人出现在公众视野。坎德瓦尔和像他一样的商人，是莫迪在印度获得的支持的经济基础；他们代表了印度的“主流”，即莫迪喜欢在自己的演讲中夸耀的本土经济。但新冠疫情引起的封锁已经蹂躏了印度的实体企业，让亚马逊等外国电商平台有机会闯入印度十几亿消费者的视野。

当越来越多的印度人转向亚马逊和类似的电子商务平台时——这些平台的9000万在线购物者估计到2025年将会翻两番——对于想要称霸世界的贝佐斯在他们的地盘上开店一事，坎德瓦尔的支持者们正在推动他们的总理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坎德瓦尔甚至还推出了一个贸易商友好型电子商务平台，恰如其分地命名为“婆罗多电子市场”（Bharat E Market，婆罗多是梵语对印度的称呼），或“印度电商平台”（India’s E Market），试图在互联网经济中分一杯羹。

当人体模型开始燃烧，屏幕上出现一缕缕烟雾时，视频会议中的卖家开始齐声高呼“让亚马逊滚回去！”，这句话引用了反对英国的反殖民主义口号。

“我们为什么要烧他们的肖像？”坎德瓦尔对着他的电脑摄像头大喊。“我们决定在霍利节这一天烧掉亚马逊和Flipkart（印度最大电子商务零售商，由两位前任亚马逊员工创办）的肖像，向他们表明印度的法律并不软弱，印度的政府并不软弱。”商人们齐声欢呼。“这变成了每个村庄、每个城镇都要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团结到了一起。”

2019年12月的一天深夜，坎德瓦尔用他的iPhone浏览互联网，看到了关于杰夫·贝佐斯访问印度的头条新闻。虽然自90年代以来，他已经赢得了为小企业争取企业利益的美誉，但自2016年以来，坎德瓦尔将亚马逊作为他的主要目标，当时印度放宽了外国投资法，电商巨头开始冲击他的小企业主联盟。

这位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将与总理和高级内阁成员会面，自2004年这家电商巨头在这里建立中心以来，这是他第四次访问该国了。“在他上一次访问期间（2014年），他在总理府的欢迎仪式享有铺上红地毯的待遇。”坎德瓦尔感叹道。他发誓要确保贝佐斯这次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

2017年莫迪会见贝佐斯

坎德瓦尔，每当他想出一个宣传技巧时，他那张圆圆的、长着胡子的脸就会闪现一丝笑意，他说话的速度快得让人迷惑，只有当他切换到英语时才会放慢语速。他是个有钱人——在德里最繁忙的市场道路之一，他家的五金批发生意有一个店面，他开着他的栗色捷豹去参加政治家和商人的许多会议。他的小指上戴着绿宝石戒指，裤子内侧的口袋里装着一叠现金，符合印度传统商人的特征。

在他家族商店内的办公室里，明亮的黄色墙壁上挂着几十张装裱好的照片，包括一幅坎德瓦尔家族的三代商人身着王子服装的黑白画像。在对面的墙上，有一幅3英尺高的拼贴画，画上是坎德瓦尔与莫迪总理坐在一起，两人都在笑。坎德瓦尔的家人虔诚地拥护莫迪的人民党，部分原因是总理对像他们这样的商人的支持。

自2014年上台以来，莫迪已经明确表示，印度对商业的态度是开放的。在他作为总理在《华尔街日报》撰写的第一篇专栏文章中，他写道：“印度对商业、思想、研究、创新和旅行将是开放和友好的。”作为印度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多年来他赢得了对商业友好的美誉，这有助于他获得国内外渴望提高祖国国际地位的印度人的支持。

尽管莫迪在竞选中主张印度向国外的商业和创新持开放态度，但他也提倡将印度企业放在首位。上任后不久，莫迪政府发起了“印度制造”运动，这项举措旨在通过放宽某些关于外国投资的规定，来促进印度成为全球市场上制造业的领导者。在许多方面，推动印度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边界的做法发挥了作用。流入该国的外国资本达到了历史新高。他以“新印度”的承诺拉开了2019年竞选活动的序幕。莫迪宣称这个国家将“重回辉煌的过去”，承诺实现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

但为巩固印度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所做的努力，对当地企业来说并没有产生同样的效果。当莫迪准备在2019年连任时，印度的经济增长已经衰退到三年来的最低水平，而今年的新冠疫情让情况更加恶化。为了振兴衰弱的经济，印度政府正在开展十多年来最大的私有化行动，出售其在主要国有企业中的股份。而当小企业在严峻的经济情况下挣扎时，亚马逊和沃尔玛旗下的Flipkart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却大幅增长。今年疫情的长期封锁只是进一步巩固了亚马逊的地位。自新冠疫情肆虐以来，它的销售额翻了一番。

贝佐斯的第二次印度之行是在莫迪宣誓就任总理后不久，也是这家电子商务巨头全面进入印度市场的一年后。出访前不久，贝佐斯宣布在印度投资20亿美元，以助力其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业务，贝佐斯也在莫迪的办公室与他会面。印度总理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会面时的图片，他们两人互相看着对方微笑。

尽管贝佐斯受到热烈欢迎，但印度有保障措施，防止亚马逊和其他电商企业接管印度的商业市场。亚马逊在美国可以在其平台上直接向客户销售自己的产品，而但印度的法律限制电子商务网站持有和销售自己的产品，这一限制是为了保护小企业。这意味着亚马逊只能从印度供应商那里收取产品销售费用，而不能直接与制造商建立单独交易，创造亚马逊品牌的产品。

但亚马逊已经通过创建自己的印度卖家公司来绕过这些限制，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公司叫做Cloudtail。Cloudtail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名为普瑞恩商业服务（Prione Business Services）的班加罗尔公司的子公司，是亚马逊亚洲分区和一家由印孚瑟斯（Infosys）公司的亿万富翁创始人纳拉亚纳·穆尔蒂（N.R. Narayana Murthy）合伙创立的印度风险投资公司的合资企业。2021年路透社的一项调查发现，亚马逊通过Cloudtail这样巧妙的手法在印度蓬勃发展。尽管该国的亚马逊市场挤满了数十万卖家——大大小小的卖家——但到2019年初，其中的35家商家就已经占了亚马逊在印度在线销售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受益的是亚马逊和大企业。

亚马逊一直试图规避印度的法律，这激怒了坎德瓦尔。“这些公司全年都在搞促销活动，每次促销都有难以想象的折扣，”他告诉Rest of World新闻（一家非营利性的报刊机构，报导信息技术对除西方世界之外的地区的影响）。“所以，他们这是在公然藐视政策和法律。”

2018年，莫迪政府宣布要采取措施进一步限制电子商务，以阻止电商大平台在印度的发展。这些规则专门针对亚马逊和Flipkart等外国电商公司，并且也不让这些大公司拥有Cloudtail等卖家实体超过25%的股份。对莫迪来说，制定该规则的时机至关重要：他正在为确保连任总理而进行竞选。而对印度人民党来说，像坎德瓦尔这样的小商人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票仓，他不能疏远这些人。此举安抚了小商贩和坎德瓦尔，迫使亚马逊出售其两个卖家实体的部分股份，并造成了暂时性的故障，因为一些产品——包括亚马逊品牌的商品——在印度版平台上暂时无法使用。到2020年1月贝佐斯宣布访问印度时，他的公司在印度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此，在坎德瓦尔看到贝佐斯即将访问印度的消息后的第二天，早上5点，他就开始行动了。他给总理办公室的随员发了信息，告诉他们，贝佐斯的访问会给印度的小企业发出错误的信号——亚马逊马上就会把中小企业毁了。他用工会的信笺给莫迪办公室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后来他给媒体分享了这封信。“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急于会见总理，肯定是急于掩盖电子商务中不公平的商业活动。”信中写道。

坎德瓦尔回忆说：“我们不仅向总理发送了那封信，还向印度人民党主席、内政部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发送了那封信。很快，部长们的电话开始纷至沓来。当地媒体也报道了此事。到上午9点，印度人民党政府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职能部门都收到了坎德瓦尔的贸易游说团体的信，敦促他们不要与贝佐斯会面。

坎德瓦尔是莫迪的支持者

游说起了作用。在2020年1月的三天行程中，贝佐斯没有与任何一位部长或政府官员会面，据说莫迪的办公室也拒绝了他的预约。坎德瓦尔和印度贸易商联合会（CAIT）加倍努力，在贝佐斯演讲的德里会场附近安排了一次抗议活动。当这位身穿蓝色谢尔瓦尼大衣的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向座无虚席的礼堂鞠躬致意时，坎德瓦尔和几十名零售商高呼“亚马逊滚回去！”坎德瓦尔举着拳头，拿着话筒带头呼喊。

贝佐斯的此次印度之行的遭遇与前次访问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红地毯和莫迪的推特都没有了。这一次，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公开抨击了贝佐斯关于帮助小企业商人的10亿美元的承诺。

贝佐斯离开该国后不久，商务部长会见了坎德瓦尔。

20世纪初，坎德瓦尔家族在德里建立了自己的贸易行，并通过销售建材发家致富。在分治后的印度，当该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市场隔绝时，他们的业务是在印度还几乎没有进口产品时做进口贸易。坎德瓦尔说：“我们家族的人曾经什么都进口——扑克牌、钥匙链——因为这些东西当时在印度并不生产。

坎德瓦尔擅长政治作秀，他的特技表演使他受到当地媒体的青睐，这些媒体总是渴望得到他丰富多彩的评论。他已经成为电视上的一个常规话题人物。焚烧雕像和静坐是他战术的主要部分；他的推特也是如此，推特内容是对电子商务永无止境的蔑视。但他是“有关系”的，在一个靠山和血统起着重要作用的国家里，他继承的这些遗产为他打开了许多扇门。

印度的商人阶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由属于吠舍种姓的巴尼耶群体主导的。在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中，巴尼耶处于处理放贷、银行和商品交易的社会阶层。在莫卧儿统治时期，巴尼耶也融入进了重商的传统中。历史学家赛义德·阿里·纳迪姆·雷扎维（Syed Ali Nadeem Rezavi）写道：“没有任何交易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多年来，巴尼耶种姓在贸易行业常常取得成功，这使他们成为印度最强大的商业群体。许多著名的印度商业大亨——安巴尼家族（Ambanis）、伯拉斯家族（Birlas）、金德尔家族（Jindals）——都来自巴尼耶种姓，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投资产业都紧跟印度经济的发展轨迹，这也延续到了印度的互联网繁荣时期。

在成长过程中，坎德瓦尔一直都知道自己未来会加入家族企业，但他从未料到会来得这么快。1975年，当坎德瓦尔还是个少年时，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将国家置于长期的封锁状态之下，这种状态被称为“紧急状态”。在与邻国巴基斯坦的战争和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之后，印度陷入了长达21个月的宪法权利暂停期，在这一时期内，甘地逮捕了数千名政治反对派。

坎德瓦尔的父亲和叔叔是家族企业的负责人，他们也是一个新兴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名为“印度人民同盟”（Jana Sangh），是印度民族主义民间自发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简称RSS）的政治部门。该组织因被指控传播社区仇恨而被多次取缔，但近年来，该组织已将自己重塑为一个右倾的青年组织。该运动在“紧急状态”期间转入了地下，坎德瓦尔的父亲最终被逮捕，在监狱里被整整折磨了两年。

坎德瓦尔在谈到他生命中的这段时期时仍会流泪。此时，他就失去了平时那兴致勃勃的神态，转而回想起青少年时期那段脆弱的回忆。他记得有一次去监狱，他的父亲告诉他：“虽然我知道你还是个孩子，但你的肩上有责任。你必须定期去办公室帮你叔叔。”

这位商人的政治立场是在“紧急状态”下的不确定性中形成的——他父亲加入的印度人民同盟最终成为人民党。坎德瓦尔说他对人民党的忠诚已经超出了只是为它投票的范围。“这是发自内心的。我们是因为意识形态而紧密相连在一起的。”坎德瓦尔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学生部工作，与那些后来成为莫迪内部成员的人混在一起。在那时，他就有宣传方面的才能，他为了学生团体而到处奔走寻找媒体关系，撰写新闻稿，并把稿子交给媒体机构的编辑。

莫迪2014年的压倒性胜利让坎德瓦尔感到很振奋。右翼民粹主义政府崛起，而他自己作为贸易领袖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但是，尽管他们有共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莫迪将外国投资引入印度的愿望使坎德瓦尔与印度人民党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分歧。坎德瓦尔认为，增加福利和关注印度本国的零售和贸易才是前进的方向。

根据政治学家和作家维奈·西塔帕蒂（Vinay Sitapati）的说法，印度教民族主义“在经济方面并没有意识形态的观点。”虽然民族主义的政治学说要求组织和团结起印度教社会，建立一个固定的票仓，但西塔帕蒂说，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治理和外交政策问题上的观点都比较模糊。印度的大部分现代历史都是采取的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闭关锁国、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在莫迪执政前，一直都是国大党主政印度。这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停滞，最终导致1991年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促使印度逐渐尝试开放自由贸易。

印度人民党的一些派别强烈反对90年代初的改革。意识形态的真空导致“在过去的50—60年里，印度人民党的各个领导人对经济的看法都各不相同，”西塔帕蒂说，“而且这些看法都是相互矛盾的。”莫迪甚至早在登上总理职位之前，就坚定地站在了改革阵营之中。他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邀请了大型外国企业在古吉拉特邦建立制造业，这常常被认为是改变了古吉拉特邦。在他的带领下，今天的印度人民党对市场导向的经济充满了热情。除了偶尔摆出自力更生的姿态外，莫迪的政策总体来看是欢迎私有化和外国投资的。

“印度人民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政治意识，即如果它在经济上（而非社会上）被视为印度的一个右翼政党，那就不利于赢得选举，”西塔帕提说。像坎德瓦尔这样的上层种姓商人“由于历史原因仍在施加一些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并没有转化为保护主义政策。”

这让坎德瓦尔和印度贸易商联合会处于一场很别扭的战斗之中。这场战斗让他们站到了莫迪的经济政策的对立面。该游说团体——包括坎德瓦尔——在2018就年崭露头角，当时他们威胁要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示威，反对沃尔玛以160亿美元收购印度电商巨头Flipkart的多数股权。他们称这笔交易是零售业的“毒瘤”，并游说监管机构对这项收购进行审查，但莫迪政府、工商部以及印度竞争委员会还是促成了这项交易。自被收购以来，Flipkart的用户已从1000万增至约1.08亿。随着亚马逊和Flipkart在印度的扩张，零售市场的某些行业受到了特别大的冲击，包括个人电子产品的零售商。到2020年，印度每两部手机中就有一部是在网上销售的，这使实体零售商陷入困境。

对于像阿文德·库拉纳（Arvinder Khurana）这样的手机销售商来说，这种转变是残酷的。在电子商务流行之前，库拉纳说，“我甚至都没有时间吃饭，我们得一直站着卖东西。”但在2015年之后，当亚马逊和Flipkart开始在网上售卖独家智能手机型号，并搭配大力度的优惠折扣时，库拉纳这样的零售商完全无法与之竞争。库拉纳说：“我注意到，我的主要顾客的小孩们都来店里，但不买手机。”“他们会在我的店里看手机，然后在网上下单。”他说，在最廉价的智能手机中，有25款手机甚至不给线下商店授权销售。

零售商们争先恐后，扎堆在网上抢购，只为拿到独家库存。库拉纳描述说，店主们蹒跚着用30多张信用卡和身份证为自己的商店批量购买只能在网上下单的手机。但（更专业的）职业枪手是压死这些店主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根据全印度移动零售商协会的数据，自2019年以来，已有超过4万家手机店关门。库拉纳关闭了自己的三家门店，解雇了在那里工作的员工。他哀叹道，他们现在“用Uber开出租车，有些人在沙龙理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被逐出了这个行业。”

作为回应，印度当局已经逐渐开始对电商平台采取行动。2020年1月，也就是贝佐斯访问印度的那一周，印度的反垄断监管机构根据从新德里一个贸易集团那里接到的投诉，对亚马逊和Flipkart展开了正式调查。坎德瓦尔、库拉纳以及其他受影响的交易商称，平台通过大幅折扣和独家合作关系影响价格，尤其是在手机销售这方面，并通过帮助指定卖家与制造商达成交易，给予他们优惠待遇。

当记者联系到Rest of World新闻时，亚马逊印度区域的发言人拒绝置评。在今年4月的一份新闻稿中，该公司表示，有超过5万家线下零售商和社区商店在亚马逊平台上销售商品，自2020年1月以来，它为印度创造了近30万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

在委员会开始调查这些排他性安排是否违反印度反垄断法之前，亚马逊在班加罗尔的一家法院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调查因此被搁置。路透社2021年的一项调查再次引发了线下零售商要求继续调查的呼声。一家法院表示，调查结果证实了长期以来亚马逊对卖家差别对待的指控。报告发布后，坎德瓦尔呼吁“立即禁止亚马逊在印度的运营”，并再次呼吁制定新规则限制电子商务。他的呼吁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然而雷声大雨点小，虽然大张旗鼓地反对贝佐斯，但没有任何其他的动静。

2020年5月，当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在遭受着新冠疫情对健康和供应链的影响时，印度解除了全国性的封锁，而且相对来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乐观的政策制定者预计，在莫迪推动的“印度优先”的复苏政策的刺激下，印度的复苏路径将呈现出V字型的结构。“为本地发声”（Vocal for Local，即不止购买本地的产品，还要为其声援）成了政府的口头禅。“新冠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了本地制造、本地市场和本地供应链的价值，”莫迪在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时说道。“本地化不仅是我们的需要，也是我们的责任。”

在第一波封锁期间，坎德瓦尔看到他的朋友和邻居转向了网上购物，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行动的信号，他终于可以实行自己酝酿多年的想法了：运营他自己的本地电子商务平台。2020年9月，全印度贸易商联合会推出了“婆罗多电子市场”。该平台的目的是“让你附近的商店离你更近，只需点一下鼠标的距离，”有关该平台的新闻稿如此写道。

坎德瓦尔希望在疫情期间建立自己的电子商业平台

坎德瓦尔设想的“婆罗多电子市场”的概念很简单：这个市场是吉拉纳（Kirana，印度版的便利店）的线上平台，也就是印度家庭购买大部分日常用品的街角商店，而卖家不需要缴纳佣金。在“婆罗多电子市场”里，各行各业的卖家都可以创建自己的电子商店，向客户提供私人折扣，理论上也可以扩充更大的客户群。坎德瓦尔解释说，平台上的用户只需输入他们的区号，就可以在离他们3英里以内的任何一家商店购物。虽然多年来他一直在构想这样一个平台，但老字号的店主却不愿改变。“新冠疫情是一种祝福，”坎德瓦尔说，“现在每个卖家，每一个汤姆、迪克和哈利，都意识到了电子商务的力量.”

但很难想象“婆罗多电子市场”能够同亚马逊、Flipkart等公司竞争，因为甚至连本土竞争对手也能打造自己的平台。这个网站是由印多尔市的五名编码人员组成的团队建造的，这个城市以棉花和纺织工业闻名，而不是编码器。该平台的创始成员大多是50多岁的老派交易员，作为“婆罗多电子市场”的负责人，坎德瓦尔经营该网站的方式更政治化，而不像一家电子商务的初创企业。他挑选了56名当地比较有名的商人，他称之为“电子商务战士”，他们举办研讨会，培训供应商如何注册和使用他的平台。他形容自己的同事是“义工”，他们是“尽忠职守”而“诚实”的人，这一点体现了甘地式的无私奉献精神，同受利润驱动的市场行为截然不同。

“这56个人会在国内不断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婆罗多电子市场，并吸引人们加入。”坎德瓦尔说。

但是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让坎德瓦尔和像他一样的交易商处于守势，电子商务目前只占印度零售业的2 %。对亚马逊来说，来自印度的收入也相对很少，甚至与日本等其他国外市场相比也是如此。根据Forrester（美国的一家研究和咨询公司）的数据，2020年，印度只占亚马逊全球商品总值的2.2%。换句话说，本土竞争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穆克什·安巴尼的信实工业集团（Reliance）和印度工业巨头塔塔集团（Ta ta Group）最近就进入了电子商务市场——近年来，两家公司都收购了当地一些关键的初创企业的多数股权。亚马逊和信实正在打一场极其关键的官司，他们试图争夺一家价值34亿美元的印度连锁超市的控制权，以期巩固自己在在线零售市场的股份。

除了大型企业集团，数百家资金雄厚、雄心勃勃的本地创业公司也正在帮助数百万个街角的印度便利店实现数字化。Fynd就是这样一个平台，成立于2012年。联合创始人哈什·沙阿希望能帮助线下零售商直接卖出其商店销售的产品，并能够与亚马逊等第三方平台合作。32岁的沙阿毕业于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比坎德瓦尔和他的干部更符合电子商务平台的形象。沙阿说，虽然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封锁迫使他们采取行动，但交易商“早就该这么做了。我认为由于对电子商务和技术的不信任和蔑视，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没有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经营方式。”沙阿认为，小店主的未来是线上和线下销售的结合。他表示，大平台“永远无法复制”小店铺的库存来源和已经积累起来的客户粘性。哈什的Fynd平台现在由信实工业掌握多数股权，后者在2019年收购了该公司87.6%的股权。

“婆罗多电子市场”相比之下就相形见绌了。坎德瓦尔知道平台不会做什么，但他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他说他们的平台不会有外国投资，不会有中国产品，只有印度人在努力的搭建平台。不同于亚马逊将“客户粘性”列为其关键原则之一，坎德瓦尔则在平台的上线视频中说，“婆罗多电子市场”是“卖家的平台，依靠卖家，为了卖家”。尽管坎德瓦尔表示，已经有10万卖家签署了该倡议，但该门户网站尚未对客户开放，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投入使用。

这让坎德瓦尔和与他合作的卖家们处境岌岌可危。即使他在印度人民党内有相当多的关系，这位中年商人认为人民党可以做得更多。“六个月之后，会出现一些变化的，”他说，但是没有平时那么乐观了。“但是当然，到目前为止，商人们在印度确实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尽管他们正在为印度人民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

他不愿批评莫迪政府，但印度人民党的规矩束缚着他，过去的7年里他一直在与一个日益扩张、利润日益丰厚的大型产业作斗争，变得筋疲力尽。坎德瓦尔认为这场战争是很早以前英国人对印度进行殖民掠夺的战争的一部分，那场战争使商人阶层中的许多人陷入贫困。因此他对带着公文包的外国人始终持怀疑态度。

对于坎德瓦尔来说，他的家人一直坚定地支持着印度人民党。几代人以来，莫迪的“新印度”政策旨在惠及包括像他这样的商人。他视自己的信仰和贸易业务为一体，他对两者的忠诚体现在对莫迪本人的忠诚上——他在WhatsApp上用的就是他坐在总理旁边的照片。但随着印度向外国竞争者开放市场，他可能会发现莫迪的新印度将以牺牲他为代价。

尼尔什·克里斯托弗（NILESH CHRISTOPHER）是驻印度班加罗尔的记者，主要关注技术对印度社会的影响。

（本文发表于2021年6月10日Rest of World网站，译者刘思雨。）

原标题：尼尔什·克里斯托弗：印度商人抵抗亚马逊的绝望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