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万个中国孩子，为抑郁症所困

作者丨石晗旭

编辑丨宇多田

题图丨《小欢喜》剧照

即便每次的“渡过”亲子训练营都会做好安全预案，但邹峰没想到，自己真能见到孩子试图跳海自杀的一幕。

据邹峰回忆，去年3月的一天，“渡过”亲子训练营中几个十几岁大的孩子正在营地附近的海滩旁体验滑翔伞冲浪。他们身上绑着伞，系在船尾。船一开，孩子就像风筝一样飞起来，海平面上都是欢声笑语。

突然，一个孩子在半空中惊叫：“许梦！”周围人四处望了望，发现那个叫许梦的女孩儿正一步步向海水深处走去。3月的海水还有些凉，当时浪又大，但许梦竟浑不在意。安全员匆忙赶来费力将她拖回沙滩前，海水已经没过了许梦的脖颈。再晚一步，她可能就被海水卷走了。

后来邹峰才知道，许梦为什么试图自杀。跳海的前几分钟，她正跟同伴一起穿戴装备，教练突然叫住她：“你太胖了，飞不起来。”患有抑郁症的许梦本就十分敏感，一下子便被这句话击倒了。

在中国，像许梦一样为抑郁症所困的青少年，约有3000万个。

为了帮助这些孩子走出困境，前媒体人张进发起了“渡过”亲子共训营，邹峰是联合发起人之一。至今的12期训练营共接收了约500个青少年，其中大多是“原本很乖的孩子突然打死不愿去学校，人也变得或消沉，或易怒”。

亲子营的一次活动，图源：渡过

而家长们喜欢用“青春期”来解释一切，直到自家孩子在医院拿到一纸“抑郁症”的诊断。

他们不知道的是，孩子能在确诊之后想办法治疗，都算得上“幸事”。与社交媒体上大众愈发热情高涨地探讨相反，当下，我国抑郁症患者的就医率极低，不足10%。

且“可能只有7%的患者坚持治疗”，抑郁研究所创始人任可很无奈。

显然，政府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9月，国家卫健委在《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中明确指出，各个高中及高校应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

这或许是个好的开始？

失控的孩子，失序的家庭

接到我的电话时，晓晓妈妈刻意压低了声音，生怕被孩子听见。

她从没料到自己寄予厚望的女儿会有休学在家的一天。到现在，原本该升高二的晓晓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去学校了。“除了吃饭、排泄，孩子很少踏出房门一步，更别说出家门”，电话那头的晓晓妈妈重重叹了口气。

在她的印象中，女儿是在上学期期中考试失利后突然变了。一开始，女儿总是找借口请假，后来甚至在学校待不到半天就往家跑。她试着跟女儿谈心，也责骂过甚至哀求过，但女儿都拒绝交流。

“直到有一次，孩子突然跟我说：‘反正我干什么都不行，不如死了算了。’我这才意识到孩子应该是出了问题。”她带孩子去医院，没成想，医生给出的诊断是抑郁症。

三个多月过去了，说起这个诊断结果，她的声音仍还带着些恐惧。

为了稳住孩子，晓晓妈妈只好妥协，开学时给晓晓办了休学，在家面对女儿也如履薄冰。但私下里，她仍然向我表达了自己的焦虑，“不读书，孩子以后能干吗呢？”

学业压力加剧之下，易感性较高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图源：视觉中国

可在晓晓心中，妈妈这所谓的关心是个好大的负担，“她经常突然就发飙了。作业写晚了、题错的多了、跟同学出去玩了，只要她不顺心，我就要挨好一顿骂”。晓晓在QQ上告诉我，那次期中考试，自己从班级前十滑到了四十几名，本就濒临崩溃了，回家却还要面对来自妈妈的狂风暴雨。

“我们什么都为你付出了，为什么你连学习这么一件事儿都做不好？”据晓晓回忆，从小到大，这句话，妈妈重复了好多好多遍。而她只觉得疲惫不堪。

即便在这样的时刻，父母也鲜少会反思自身的问题。

但孩子是有怨气的。即便张进在过去几年间访谈过不计其数的抑郁症患者，2018年10月在杭州发起第一次亲子营时，眼前的20个青少年还是让他震撼。

入营第三天晚上九点多，营地里一位老师召集这帮孩子一起谈谈心，不带家长的那种。没成想，期待中的“围炉夜话”演变成了对家长的控诉大会。

“我有一次考试没考好，回家后父母看了卷子，让我滚，还叫我‘永远不要回来’。”一个孩子开了腔，“他们还给我扔了一件棉袄”。

“你这都算好的”，另一个孩子旋即接上，“我爸妈就给我扔了一个枕头”。

“父母最常说的就是，’你自己管好你自己，搞好学习就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孩子们的烦恼最终化成了对父母的敌意，“我是不会原谅他们的”。

缘何频发？

不得不承认，父母不当的教养方式是造成孩子心理问题的最大诱因。

但令家长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说有错，自己小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完全不如现在的孩子，父母的教育还更粗鲁、狂放，呵斥、殴打简直是家常便饭，怎么没听说身边谁抑郁了？自己现在全心全意地围着孩子转，反倒出了问题。

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沈烈敏看来，代际间的教养环境存在较大差异。

一方面，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广大家长对孩子的人生发展寄予了高期望。家长的高期望必然反映在对孩子从小开始的学习成绩的期望上，于是“鸡娃”（给孩子打鸡血）行为成为当下社会家长们工作之余的主要任务。“高期望”、“高焦虑”、“高社会比较”成为家长群体的主要社会心理现象。

由此，其期望和社会比较的心理和行为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学业不良学生，由于长期学习成绩不佳，常常处在更多、更强烈的自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状态之中。在一定的刺激情境下，极易出现过激行为。

《小欢喜》中，乔英子被妈妈令人窒息的教育方式逼到试图跳海

如果以实际生活简单理解这一观点，便是新的竞争文化下，家长本就裹挟在996的洪流里，充满了成功焦虑，他们因此对孩子落入社会“底层”充满了抗拒。于是，家长与家长、师与生、家与校之间由此而生的矛盾，细节之处全部落在了孩子身上。这对孩子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负担。

譬如学业压力。放到现在，高考考得上正在成为常态，不像父母辈，考上大学那么不容易。因而在家长眼里，高考失败，意味着读书失败；读书失败，意味着人生毫无出路。家长对社会优越感越来越强烈的追求，已经注入孩子的血液中了。

在眼下的教育体制中，大多数老师也在给孩子的痛苦加码。虽然见过不同的学生，但老师们并不一定比家长更敏锐。一旦学生学习成绩的下降、出现厌学征兆、经常与同学发生口角等，老师也很难有时间探究学生的心理状态。小错略施惩戒，大错找家长，在学校中依然是主流的解决方案。

但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够改变不如意的现状，便一步步陷入焦虑之中。此时，一旦外界发生刺激，又是他集自身全部能力所不能应对的，全面的崩塌就开始了。

这个刺激可能是学习成绩，就如晓晓一般，发现再如何努力自己的成绩也没法有起色，于是渐渐生出了自己一无是处的念头，陷入绝望之境；可能是老师的一句批评，也可能是同伴关系，如失恋、校园霸凌，以及父母婚变、家里迎二胎等，都可能成为应激的导火索。

刺激还可能来自校园霸凌，图源：《少年的你》剧照

另一方面，21世纪后，由于人们在新时代更关注生活状态、自我和个体存在感，全球心理学研究进入“生活世界转向（即人对生活及自我的关注）”时代。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改变，给青少年带来了优逸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青少年也受社会普遍心理影响，自我意识强烈，更多更全面关注自我，并自我体验敏感而深刻。一旦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易长期陷于负面情绪体验中而不能自拔。

也就是说，随着青少年对自我愈发关注，成功、快乐在他们心中放大的同时，失败、挫折和伤害也被不断放大，对心理的打击也是成倍的。

不仅如此，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蔺秀云认为，当下的青少年还面临如何自我实现的问题，即探寻自己在社会上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但价值与意义又是无法量化衡量的。

“物质匮乏的时候，可能有一套房子就很幸福了。而在这个年代，每个人都有很多发展路径，并且没有标准、也没有上限。这样一来，实现自我价值比起物质来可要难多了。”

另外，除了家庭、学校之外，孩子们越来越依赖的另一个社会系统是社交媒体。一方面，他们看到的一切光怪陆离与自己的生活形成了巨大差距，这种落差感容易让孩子无措；另一方面，他们与现实社会的联系正在削弱，这让他们的适应能力无法得到锻炼。这或许与全球青少年抑郁症高发相关度更高。

如是种种，与本就身处青春期、正在经历身心巨大变化的孩子们发生着剧烈碰撞。

而“从表现上看，青少年的精神疾病比成年人更加复杂”，张进如此总结。

“一方面，青少年的大脑尚未发育成熟，自我意识也没有最终形成，因而他们本来就有大量的不确定性。再与青春期叠加，就更造成了他们人格的不稳定。

“另一方面，从环境上讲，孩子学习很累，这是几年内无法摆脱的一个重大事件，也让治疗变得困难。好不容易治疗见效了，结果一场考试可能又把他们打回去了。”

合谋与挣扎

一年多过去了，心理老师齐佳敏仍然对一个向她求助的女生印象深刻。

“从她的眼睛里，丝毫看不见高中生该有的光彩。整个人像虾一样，弓着背，蜷缩在校服里”，这是女生走进学校心理咨询室时给齐佳敏留下的最直观的印象。整场对话中，齐佳敏还注意到女生一直死死揪住校裤的一段绞来绞去，低自尊感扑面而来。

这个女生还有自残倾向。齐佳敏还记得，女生撸起袖子给她看自己的小臂，上面有几道狭长的疤已经结痂，很是显眼，一看便是用小刀划伤的。

女生告诉齐佳敏，自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鼓足勇气来找她。“她问我，自己这样是不是有病。还说怕我会嫌弃她。”

齐佳敏仔细一问才知道，女生的父母总批评她是爱慕虚荣，总惦记着别人有、自己没有的东西；她又不敢让同学发现自己的不对劲，单是想想可能面对的嘲笑和孤立，她就不得不强迫自己装积极、装快乐来应付一切。

同样的经历也在晓晓身上发生过。在确诊且接受治疗后，她才知道这叫病耻感。没有抑郁症患者躲得过这种羞耻，去看精神科医生比去看男科和妇科还令人难以启齿。

在张进看来，病耻感是全社会的合谋。正因如此，他们不敢被亲人发现，不敢被朋友发现，更不敢被社会发现。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抑郁研究所创始人任可在确诊抑郁症后，父亲的第一反应是愤怒的：“有你这样的女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我相信，鲜有家长说出这样的狠话时是发自肺腑的。但至亲尚且如此，遑论悠悠众口。

在一则青少年自杀新闻下有不少网友评论：“还不是他自己脆弱、矫情。”在一部分“正常人”眼里，抑郁症就是矫情病，又能博眼球、博同情，所以不就“人均抑郁症”了，想必还帮不少人找到了“财富密码”。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话不会让装抑郁的人受到任何影响，却让那些真正被抑郁困扰的人滑向深渊的更深处——

要知道，抑郁症患者本就有自罪、低自尊的特征。

他们明明那么需要求救，却因对周遭舆论的恐惧而无法说出口；索性隐藏到底，不被另眼相待便好。

曝光，远远不是出路

可如今，国家卫健委要把这些学生筛查出来，用惯常的体检方式。

这操作背后的初衷无疑是好的。要知道半年多以前，卫健委还在试图否认抑郁症在中国的严重性。

彼时，任可带着抑郁研究所的伙伴们查阅了无数文献，做了几万人口的调查，最终发布了《2019中国抑郁症领域白皮书》。但很快，任可就接到卫健委的电话，称没有人允许他们使用9500万患者这一数据，可能会引起恐慌，并责令其马上删掉该数据。

两相对比下，国家卫健委如今推出抑郁症防治方案的做法，意味着从国家层面上对抑郁症群体的承认与接受，无疑是个好的开始。

但推行筛查之后呢？

只通过一个量表就可以给青少年下定义吗？

在对抑郁症的诊断中，量表只是精神科医生的一个参考，还要配合各项生理指标及心理、行为症状来协同判断。

更何况，量表本身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同一份心理量表做过几次的人一定发现，自己在不同的心境状态下，量表的结果会存在很大差异；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操纵出一个完美的结果。

据一位高中心理老师介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学生可能根本没耐心看完问题描述就随便填选，测试结果所呈现的信息可信度实在受限。

令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们更担心的是，这个量表是否会让自己的秘密无处遁形。

接受Aha视频采访时，李雪琴讲过一件对她打击极大的事。大三时，她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去北大心理中心求助，结果心理中心的老师表示要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学院的老师。

“我就差跪在地上，痛哭着哀求，我这辈子没有那么求过人。我说我求你不要告诉我的学院老师，他说好，但最后还是告诉了我们的学院，这是我对北大最失望的（一次）。”

李雪琴讲述当年在北大心理中心的咨询经历，图源：Aha视频

张进也因此十分关注《方案》中的另外一句：“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他在渡过公众号中写下了自己的担忧：

“这‘重点关注’是什么？善良的人会认为，这是隐私保护、接纳、关爱、抚慰、辅导、治疗等措施。

“但现实是复杂的。我很担心，会不会有部分学校给’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贴上无形的标签，在集体活动、考试资格、成绩统计等方面将他们打入另册；甚至，会不会出现把部分‘重点关注’对象劝退、排除在校园外的极端情况？倘若如此，对这部分‘重点关注’人群，将是极大的不公，很有可能给他们造成二次伤害。”

一个学生对这套评价体系十分冷漠：“类似的各种心理测评我在学校做过很多次，但每一次我都填得无比健康阳光。难道要我写多次自杀未遂吗？我可以保证不在学校自杀不牵连他人，学校可以保证不逼我转学退学吗？我可以保证不影响身边朋友，他们可以保证不歧视鼓励我吗？”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对高中生做抑郁症诊断要一年以上，非常谨慎的。标签会毁了一个人的人生和家庭中的人”，沈烈敏提醒道。

更何况，如今医疗资源跟不上，就算筛查结果可靠，也根本无处落脚。

一方面，精神类疾病的诊断权和处方权牢牢握在医生手里。而在各类社群中，常能看到家长在线抱怨：怀疑孩子有抑郁倾向，却根本约不到精神科医生的号；挂上号的，又说医生只给自家孩子看了几分钟，根本看不仔细。

但这个问题，精神科医生也无法解决。在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诊室中出门诊的林静，从早上八点到午休前，可能已经接待了近30个患者，一坐就是4个小时，就连去个厕所都要跑着去、跑着回。这还只是半天，门诊又只是她工作中的一项。

这样的“没时间”是常态。登记在册的4万名精神科医生，与581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量级间巨大的悬殊已经令医生疲于应对。再加上一些相对轻症呢？简直无法设想。心理治疗师更是寥寥无几，全国有资质、有治疗权的，也不过5000人。

而再向下的心理咨询，则鱼龙混杂。到现在都还有不少骗子，挂着心理咨询的幌子，做着跳大神的行当。

对青少年来说，再基础一层的求助对象应该是国家要求学校配备的心理老师。

不过很可惜的是，除了一线城市学校有专人专岗外，其他地区的学校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阳奉阴违的情况。要么是德育主任之类的老师兼任，要么招上来的心理老师迫于无课可上悄悄转岗。

曾有华东师大心理系毕业生向我抱怨，她当年便是按心理老师职位入职家乡一高中的，但升学压力之下，学校不想浪费多余的课时开心理课，自己不得不转而教政治；

校长说要在校内准备一间心理咨询室，三年过去了也没见到影子，为此买的一摞心理测量量表软件，放在书架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灰。

“这跟我当年在上海实习时相差真的太远了。”

摆在渴望求助的孩子面前，这一层一层的门实在太窄。

成长

正因如此，目前除了简单心理、壹点灵等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互联网心理咨询平台之外，张进的渡过、任可的抑郁研究所、上海的郁金香阳光会包括B站的自杀干预平台等民间组织，都在努力成为医疗资源的补充。

经过第一期渡过亲子营后，一个女孩儿的母亲学会了撤退。

据渡过亲子营联合发起人、心理咨询师邹峰回忆，这个女孩儿表达活跃，但只要母亲加入，她便一言不发。这位母亲每天试图用跑步、健身等各种方式强行调节自己的情绪，和颜悦色对待女儿，但女儿却总是在反抗。

邹峰建议，她应该在孩子的成长中进一步撤退。她想了很久，决定从让出服药权给女儿开始。当晚，女儿自己弄清楚了所有药物，并终于愿意在营地中参加活动，与同伴玩在一起。要知道在这之前三天的营地生活中，女孩儿根本不愿走出房间一步。

这些参与其中的家长可能还是没办法很快实现让孩子重回学校的理想，但他们的确看到孩子心态和行为在逐渐积极变化，也看到了自己从对抑郁症几乎一无所知，到现在学着共情，并试着改变对待孩子的方式，调整对孩子的期待。

而营地中的孩子们与同类作伴，相互取暖，也能让他们暂时放下病耻感，重新感受兴趣与力量。

“短期是治疗、长期是成长、全程是疗愈”，这是张进患抑郁症后不断对自己进行的探索，也希望带这些孩子和家长共同体验。这也是他发起渡过的初衷，陪伴抑郁症患者们渡过这段艰难。

任可走出抑郁的方式有点特别。窝在家里的那段时间里，她每天都要看看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书。“你会发现在这么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矛盾从来没有变化，你能够实现的只是微观上的自由。那我要解决的不过是我主观上的心境问题罢了，我就想各种办法去减弱自己主观的痛苦。”

可能觉得自己的经历有点缥缈，任可谈到这里的时候笑了笑。“当然，每个人探索自己生活热情的出口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需要宗教，有的人需要音乐，有的人用诗，有的人靠出家，有的人做公益，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

因此无论渡过也好，抑郁研究所也罢，他们提供的各类兴趣社群、患者社群，无非是提供一个栖息地，一个陪伴场所、一种工具，帮助抑郁症患者们用各种方式找回能量。

而作为旁观者，即便你我始终无法理解他们的困苦，无法成为帮助别人走出黑暗的光，但也不要抱着恶意，变成击穿他人内心的子弹、推他人坠落的手。

如果你想做什么，做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几位受访对象给出的答案是相同的——陪伴。我们无需过分的关注和关心，只消尽力理解他，让他知道我们一直在，不是同情、不是歧视、也不是一种居高临下。

说唱新世代舞台上，陈近南声嘶力竭地对这些饱受折磨的孩子们唱出一字字鼓励与挽留：

“所以请你一定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

你会按时长大成人，会慢慢变老的

……

已经坚持到了现在你看你有多棒

就让我陪你一起经历命运的波浪”

这歌声都就像一双双穿过屏幕的手，拥抱了另一端的无数观众；受到鼓舞的人，则将感动与眼泪化成了一条又一条“谢谢”的弹幕。

有了这些陪伴，受困于抑郁的青少年的今天也许依然艰难，明天也可能不太好过，但总会慢慢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