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日记揭开黑死病与新冠疫情的惊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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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日记揭开黑死病与新冠疫情的惊人相似

译者注:人类史上发生过多次瘟疫,其中最可怕的莫过于中世纪的鼠疫,它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黑死病”。黑死病曾导致数千万人死亡,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难逃厄运,可谓“瘟疫面前,人人平等”。这些瘟疫的记载只能让我们了解其严重性,却无法了解人类在疫情下的生活。但是17世纪的一份疫情日记或许可以让我们有所了解。

早在四月初,《纽约时报》的一位作者珍•米勒就敦促读者们通过日记记录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她在文章中写道:“谁知道未来会怎样呢,或许有一天你的日记可能为这一特殊时期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

事实上,用日记记录疫情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早在17世纪的另一场疫情期间,英国海军官员塞缪尔•佩皮斯就是这么做的。他一丝不苟地通过日记,记录了那段时间伦敦爆发的一场严重鼠疫,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黑死病。

1665年至1666年间,爆发疫情后的伦敦街道

1665年至1666年间,爆发疫情后的伦敦街道

虽然此类瘟疫一直困扰着人类,但我们很少能详细地了解曾经人们是如何在它们的笼罩下生活的。虽然17世纪的伦敦没有Zoom会议,也没有免下车检测和试剂盒,更没有呼吸机,但佩皮斯的日记显示,人们对疫情的反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居民们对暗藏危机的一无所知

1664年末至1665年初,伦敦城外的贫民窟圣吉尔斯教区爆发了鼠疫。然而,缺乏今天这样发达的网络和媒体,消息封闭的佩皮斯和伦敦居民并不知道城外爆发了瘟疫。

佩皮斯第一次意识到瘟疫的存在是在1665年4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鼠疫给这座城市的人们带来了恐慌,据说已经有两到三所房子被封闭了。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

佩皮斯的生活并未受到任何影响,直到6月初的时候,他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被封闭的房子。房门上画着红十字标志,而且写着“主保佑我们。”此后,佩皮斯的生活也越来越多的受到疫情的困扰。

不久之后,他就在街上看到了准备埋葬的尸体。他的许多熟人都死了,其中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医生。到了八月中旬,他已经写好了遗嘱,“如果上帝在这个危难的时候把我带走,我希望能够保持更好的精神状态。”八月底的时候,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街道的荒凉,还声称自己遇到的行人都像是准备与这个世界告别。

17世纪,伦敦黑死病爆发后的情景

17世纪,伦敦黑死病爆发后的情景

不太准确的死亡人数统计

伦敦教区的工作人员印制了一份“死亡名单”,统计的是每周举行的葬礼。但由于这些名单记录的是葬礼次数而非死亡人数,因此死者数量毫无疑问被低估了。佩皮斯则通过日记记录了越来越多的瘟疫受害者。

8月底的时候,他发现死亡名单上的周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6102人,但他猜测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接近1万人,因为贫民窟的死亡人数并没有计算在内。一周后,他注意到官方公布的“周死亡人数为6978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他同样为那些不顾官方禁令参加葬礼的人感到担忧。佩皮斯抱怨说,尽管瘟疫死者应该在晚上埋葬,但一切道德底线似乎都消失了,埋葬死者都是在白天进行的。死亡的威胁与恐慌似乎已经让人们变得异常凌乱。

伦敦地铁施工期间发现的黑死病遇难者残骸

伦敦地铁施工期间发现的黑死病遇难者残骸

五花八门且令人绝望的措施

发生疫情,当然不能听之任之,人们试图寻找一些可靠的治疗方案。对于COVID-19患者来说,目前的有效治疗方案很少。但对于那些遭受病毒折磨的人而言,任何希望都不可能放弃。野韭菜、花岗岩、恒河水、牛粪、消毒水纷纷上线,而事实也证明那都是病急乱投医。

17世纪的那场鼠疫是什么情况呢?尽管佩皮斯生活在科学革命时期,但是没有人知道瘟疫是由跳蚤携带的鼠疫杆菌引发的。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提出的理论是,鼠疫是通过瘴气传播的。简单来说,瘴气就是有机物腐烂产生的腐烂气味。因此,当时最流行的措施就是通过吸烟或者将药草、香料放在鼻子前来“净化空气”。

而烟草也是佩皮斯在鼠疫爆发时使用的第一种方法。他在日记中写道:“6月初,不断封锁的房子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所以我被迫买了一些卷烟来闻和咀嚼。”后来在7月份,一位高贵的女士送了他“一瓶瘟疫之水”,就是用各种草药制成的药水。

但他不确定这些方法是否有效。于是他参加了一个咖啡馆的聚会,探讨的主题就是“小镇蔓延的瘟疫以及该如何应对”。最终他发现大家也都是各持己见。

黑死病期间医生为防止感染发明的面罩

黑死病期间医生为防止感染发明的面罩

疫情期间,佩皮斯也很关心自己的心态。他说他一直在努力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这不仅是为了摆脱瘟疫的困扰,也源于当时的一个医学理论。该理论称,血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等体液的失衡会导致疾病发生。

据医生说,黑胆汁过多引起的忧虑可能危害人体健康,所以佩皮斯试图抑制这种负面情绪。例如,在9月14日,他写道,“朋友和熟人死去的消息让我陷入了巨大的忧伤。但我尽可能地把那些悲伤的想法抛之脑后。”

如何在恐慌和风险之间寻找平衡?

人类是群居动物,因此避免不了社交生活,所以在冠状病毒疫情期间,许多人发现保持社会距离颇具挑战。多近才算太近?我们怎样才能在保持理智的同时避免感染并保护我们家人的安全呢?当我们家里有人咳嗽时,我们该怎么办?

在鼠疫期间,这种手足无措的恐慌情绪也很普遍。佩皮斯发现,当他离开伦敦进入其它城镇时,当地居民明显对游客的到来感到紧张。他在7月中旬写道:“我们的到来让他们担心不已,这让我很不安。”

佩皮斯自己也不例外。7月下旬,他的仆人威尔突然出现头痛。佩皮斯担心如果有仆人染上了瘟疫,他的整个房子都会被封锁,所以他发动其他所有仆人迅速把威尔送了出去。结果威尔并没有感染瘟疫,第二天他又回来了。

其中一个埋葬点发现的遇难者残骸

其中一个埋葬点发现的遇难者残骸

9月初,佩皮斯开始克制住自己戴假发的欲望,因为那是他在伦敦的一个疫情重灾区买的。其实他也很想知道其他人是否也会害怕戴假发,因为那些假发很可能是由鼠疫患者的头发制成的。

然而,他还是愿意拿自己的健康去冒险来满足自己的某些需要。比如十月初,他就无视危险前去与情妇幽会。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认为肆虐的瘟疫并不重要,如何哄好艾拉才最重要。”

人们迫切期望的疫情拐点

世界各地的人们通常把疫情死亡人数的下降视作疫情的拐点,并且急切地等待着拐点的出现,佩皮斯也是如此。9月中旬首次出现了死亡人数的下降,佩皮斯从中看到了希望。一周后,他注意到死亡人数下降了超过1800人。疫情终于开始出现转机,这或许是当时最令人欣喜的消息了。

无论是疫情的发展还是人类对于疫情的反应,我们似乎都能从17世纪的那场鼠疫中看到一些熟悉的场景。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像佩皮斯一样,期盼着希望的曙光出现,直到战胜新冠病毒的那天。(作者/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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