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亿中国人在慢性疼痛，为何宁愿忍痛也不去疼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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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疼痛科起步晚，在传统医学理念中可有可无；患者固有“忍一忍”的习惯，科普宣传不到位，使得疼痛科很难发展起来。

在郑拥军的职业生涯里，有两件往事不忍回首。

第一件事发生在2010年，他在上海仁济医院疼痛科坐诊，一个60多岁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典型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在家忍了10多年，最后疼到整夜在床上打滚，子女实在看不下去，找到了郑拥军。诊断明确后，他给老人定了若干种治疗方案，包括药物、小针刀、微创手术等等。第一个方案做下来，没有起效，正当他打算升级到第二步的时候，却听闻老人在家上吊自尽了。

第二件则更近一些。2016年，已经是华东医院疼痛科主任的郑拥军，收治了一个40多岁的美籍华人，偏头痛10多年，看遍了各大医院的神经科都不见好转。早已经见惯了这类病例的郑拥军信心十足，他先是做了一次微创治疗，病人感觉略有起色。就在他准备联合神经外科的医生，再实施一次更彻底的微创手术时，这个病人从家中一跃而下，跳楼身亡。

“就好比是我请你吃大餐，才刚上了一道开胃菜，你就不打算吃了。”郑拥军遗憾地形容道。尽管他也明白，这些病人已经煎熬太久，迟早都会有崩不住的一天。

在现代医学理论中，这些人有一个统一的称号：慢性疼痛患者。这是一个尚无清晰定论的概念，一般认为，如果某种疼痛持续了三个月以上的时间没有好转，即可被称为“慢性疼痛”。最常见的慢性疼痛有：颈肩腰腿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三叉神经痛以及癌症疼痛等等。这类疼痛并不主诉于某个器官，在相关疾病被治愈后，它们依然如幽灵般存在。

慢性疼痛患者常常伴随自杀风险。2018年9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研究人员发布了新收集的数据。从2003年到2014年，研究人员发现有12万3千余人的自杀人群中，有9%的人曾与慢性疼痛作斗争。

基于这样的认知，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类疾病”。2006年，包括韩济生在内的18位院士联名上书中央，呼吁在国内成立疼痛科。2007年7月16日，卫生部下发227号文件，宣布在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增设疼痛科，也由此拉开了疼痛学科在中国艰涩生长的序幕。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到2017年底，中国慢性疼痛病人数量已经超过1亿人，但庞大的病人群体并没有换来疼痛学科的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三甲医院中，开设疼痛科的比例不到一半，二级医院更是不到10%，多数医院只是象征性地开设了疼痛门诊，由麻醉科医生和骨科医生轮流坐诊，最常用的手段是开止痛药。

这也成了过去12年，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少见的怪象之一：有病人，有政策，为什么疼痛科就是起不来？

在传统医学理念中可有可无的疼痛科

中午11点，上海延安西路旁的华东医院特需门诊大楼里，疼痛科主任郑拥军正在向病人交待病情。这是今天上午接诊的第16个病人，一个30岁出头的壮硕男子，主诉症状为肩颈疼痛，每天晚上发作，已经连着半个多月没有睡好觉了，一对浓重的黑眼圈，和熊猫似的挂在脸上。

“根据片子来看，基本判断为肌筋膜炎。简单来说，就是你肌肉外面那层膜包得太紧了，导致里面的血液循环变慢，外面的血进不去，里面的垃圾出不来，产生了炎症，所以你会觉得疼。”

一番解释之后，郑拥军给出了治疗方案——通过微创介入手段，把肌肉外面那层膜松开，手术每隔半个月做一次，连做三次之后，疼痛症状就会完全消失。听到这里，男子赶忙站起身来，连连鞠躬道谢。

“说真的，我之前已经看了好几家医院的骨科了，他们都说骨头上没问题，就把我打发走了。有一个医生看我可怜，建议我来您这儿来试试，没想到还真找对人了。”病人说着说着，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看得出来，是动了真感情。

这天上午，郑拥军的门诊到11点40分才结束，总共看了19位患者，绝大多数和上述男子一样，是别的医生介绍来的“疑难杂症”，对于这种情况，郑拥军早已经司空见惯。“到我这儿来的病人，大多是其它地方都转过一圈了，对治疗效果还是不满意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我自己对疼痛科的定位，就是做好其它科室的后备和帮手。”

郑拥军说，以骨科为例。骨科医生的常用武器就是开刀，做关节置换手术。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关节痛的病人都达不到开刀的临床指征。即便达到了，很多人考虑到风险，也会抗拒手术，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所以，这些人的疼痛，在骨科医生那儿得不到解决。这个时候，骨科医生就会把医生推荐到疼痛科。

“我们大致有四种治疗方案，按照病情从轻到重，依次采用药物理疗、微创介入、神经调控和微创手术，都是风险很小的，你像微创手术，做完2个小时，病人就可以下地了，效果也不错。”郑拥军告诉八点健闻，“其它科室更看重大手术，对于他们来说，一台手术做得好不好，是评价这个科室牛不牛的最重要指标，但我们疼痛科不一样，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帮病人消除疼痛。”

尽管听上去充满了人文关怀，但极少会有一家公立医院会把疼痛科作为核心学科来发展。一位从事了10年疼痛研究的专家告诉八点健闻，说到底，就连很多大医院的院长也觉得疼痛科可有可无。“他们认为疼痛科是一个辅助科室，最大的作用是帮病人缓解疼痛，而不是治愈某种疾病，所以发展空间和意义都不大。”

“有点像帮别的科室擦屁股的意思。”上述人士补充道。

对此，亚洲慢性病协会副理事长、上海九悦医疗集团董事长郭跃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做好人文关怀，是“把病看好”的升级版，也是设立疼痛科的最大意义。“我们过去都是按照发病部位来设立科室，最终的目的是把病治好。但疼痛科不一样，它遵从的是另一套逻辑，它关注人的感受，这是我觉得医学进步到今天，更应该去努力的方向。”

“忍一忍”的理念成为疼痛患者就医阻碍

对于“疼痛科”的定位，深谙其道的院长们会依据各自医院的办医特色，给予不同的眼光和考量。但对于缺乏医学常识的老百姓来说，“疼痛科”这三个字，的确是显得宽泛了些。

记者对杭州某三甲医院的近一百名挂号市民做了一次样本调查，其中超过9成的人表示没有听说过“疼痛科”的存在，一位十分健谈的大妈甚至反问道，“来医院的人哪个不痛的啦，照你这么说起来，是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先挂个疼痛科？”

在郭跃看来，这位大妈的吐槽其实不失为一种办法。“我们有个专家曾经提过一个这么概念，叫‘疼痛超市’，就是你任何一个病人走进来，我都能判断你的疼痛原因是什么。如果在我疼痛科这一亩三分地的范围内，我给你治。如果不是，我给你转到相应的科室。”

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病人有很强的就医路径依赖，疼痛科并不能发挥诸如此类的导诊作用，相反，多数疼痛科室都面临“病人少，科室小”的尴尬。

华东医院疼痛科设立于2014年，经过5年发展，年门诊量接近2万人次，尽管这个数字每年都在以50%的速度往上翻，但占整个医院的门诊比例，始终不超过百分之一。“我现在的主要职责就是游走于各大平台、电台、电视台、报纸、还有社区的科普宣传。”郑拥军自嘲道。

科普宣传有两方面，一是普及疼痛科能做什么；第二点更为关键，有疼痛要及时就医。根据世界疼痛组织2017年的一份报告，在中国1亿名慢性疼痛病人中，大概只有28%的人会及时采取行动，多数人对此的态度是“忍一忍，忍一忍就过去了。”

“你去西方发达国家看过就知道，他们的药店里最常见的就是止痛药，医院里收入最高的是疼痛科医生。而我们呢，从小被灌输的理念就是要吃苦耐劳，这就导致国内这1亿人的慢性疼痛市场一直无法打开。”一位对疼痛医疗颇有兴趣的投资人告诉记者。

郑拥军就见过不少忍耐疼痛的高手。最能忍的一个40多岁的女性工作狂，椎间盘突出，不愿意接受骨科手术，也承受不了药物的副作用，“你知道她晚上怎么睡觉的吗？跪着……”说起这个病人，郑拥军都有点哭笑不得，“后来她老公找到我，我给她做了一个椎间孔镜手术，用一个7毫米的针孔穿刺，找到压迫神经的点位，用钳子把突出的部分摘掉，马上就好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好运。医学上有一个词叫做“痛觉敏化”，专门用来解释“忍受疼痛”所要付出的代价。简单来理解就是，当我们的大脑被痛觉长期刺激之后，神经会不断强化这种不好的记忆，大概在3到6个月的巩固以后，大脑中枢神经对疼痛的反应机制会被完全改变，这时候的疼痛将不再依赖于外界的信号刺激，而是自发在大脑中循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坏肢病人，在截肢以后，仍然会有强烈痛感的原因。

“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叫做‘拒绝做疼痛忍者’。有痛不能忍，有痛要早治，有痛要找因。”郑拥军向记者强调道。

疼痛科能否给患者解决问题？

在任何一个市场行为中，都存在供需双方的博弈。从这个角度来说，单单强调患者的就医意识或许有失公允，我们也必须正视另一个更为隐秘的话题：中国疼痛医学的发展是否能给患者带来满意的就诊体验。

郭跃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家医疗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几年前，他就察觉到慢性疼痛管理的巨大市场，并在全国做了投资布局。他曾在自己投资的一家医院里，力主开设疼痛科，并从上海请来知名专家坐诊，起初效果还算不错，疼痛科室的门诊病人数量一度达到该院门诊总量的20%以上，但很快数字就回落下来，他认为是老百姓对治疗效果不够满意。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慢性疼痛的市场在下面的基层医院还是很大的，尤其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对于疼痛的耐受性在降低，如果看得到这个趋势，我们下一步就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对疼痛医学的攻关上。”郭跃告诉八点健闻。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疼痛医学研究确实落后。早在1963年，世界上第一个疼痛科在美国西雅图建立，此后陆续传遍欧洲、日本等地。相比于这些发达国家，中国的疼痛医学的起步整整晚了40年。

况且，疼痛医学的复杂性在业内得到公认。它不像其它科室那样，可以细分出几十种或者上百种病种，并且辅之以对应的临床路径。疼痛是一种感受，可以由各种各种的原因叠加构成，这也意味着它可能横跨各种各样的学科，这对任何一个专科医生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

目前，国内的疼痛科基本是以多学科混编战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北京医院是我国最早开展疼痛医学研究的三甲医院，因为老年病人众多，医院在慢性疼痛的治疗水平上也走得比较靠前。北京大学疼痛科总共有4名医生，分别来自康复科、麻醉科、神经科和血液科，并且都是高年资的副主任以上级医师。北京医院疼痛科主任赵英告诉八点健闻，即便如此，形形色色的临床病例还是时常会突破他们的知识边界。

“我们有相当大比例的老年病人，头痛的，腰痛的，膝关节痛的，我们给他们用止痛的药，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后来我们发现给他们开一些抗抑郁、抗焦虑的药，反而效果很好。这就说明，疼痛还和人的精神有关，这又是一个更难破解的领域，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赵英说道。

赵英建议，从建立专科体系的角度出发，还是应该考虑借鉴康复科的发展路线，首先在大学本科增设疼痛专业，再一以贯之地延续到研究生和博士甚至博士后阶段。

“现在国内疼痛科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少一个专科培养的体系，我们得搞清楚，一个优秀的疼痛科医生需要掌握哪些能力。据我了解，现在教育部的医学本科大纲里，大概只有4-6学时的疼痛课程，还是选修的，这远远不足以支撑任何一个医学生在毕业后直接进入疼痛科，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赵英介绍。

但无论如何，接受八点健闻的采访者无一不对疼痛科的发展报以美好的愿景——人口老龄化和消费升级这两条主线不可逆转，慢性疼痛终将是一个广阔无比的舞台。

“我们才12岁，只是一个小学生，不要急，路漫漫其修远兮，时间还长着呢。”丢下这句话后，郑拥军又匆匆赶往了下一台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