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政治和零和博弈:滴滴顺风车上线事件教会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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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政治和零和博弈:滴滴顺风车上线事件教会了我们什么?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历经波折的滴滴顺风车,在整改数月后,终于又上线。一石激起千层浪,滴滴的顺风车新规遭遇了“女性歧视、差别对待”等批评狂潮。24小时后滴滴紧急发布了新的规条,不论男女,晚8点之后一律无法使用顺风车。

要理解这件事,仅仅就事论事,很容易陷入到自说自话的怪圈。

《圣经》中说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我们先讲一个故事或许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

一、产品有风险,企业怎么办?

1984年,一位名叫乔伊·格里菲斯的两岁小女孩爬上她祖父的活动躺椅看动画片。就在某一刻,她陷入可折叠的搁脚板和座椅之间。搁脚板卡住了她的头,她开始窒息,结果这个幼童的大脑受到了永久性损伤,从此成了植物人,躺在医院里。

1985年6月,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全国消费者警报》,提醒消费者注意让格里菲斯窒息的那类靠背椅。对与要不要强制企业更改设计,各方则未达成协议。

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沃伦·普鲁内拉(Warren Prunella)做了一些计算。他估计有四千万张椅子在使用,每一张都用了十年。据估计,修改规定每年很可能会挽救一条生命。

由于委员会在1980年市场成本核算决定了一条生命的价值为100万美元,而修改规定的好处只有1000万美元。

所以在12月,委员会决定不必要求椅子制造商修改产品。也就是法律并没有对企业的产品做出要求。

有趣的是,最后椅子制造商自愿改变了他们的设计。

这个故事提醒了智能相对论及大伙,经济学家的计算依赖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对于企业来说舆论也会对企业行为有很大影响。

对于企业只要在成本可控的状态中,提供有风险的服务就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市场经济中不存在绝对安全的产品,且更加安全的产品则有更高价格。

在滴滴第一版的新政策中,也经历了一系列风险和收益核算。

以下是滴滴心路历程。

二、零和博弈:走向极端的性别政治

由于人性的高度不确定性,滴滴顺风车整改开放后,面临如下的选择,彻底开放深夜顺风车,那么即使有一位女性遭受到的侵害,可能受到舆论惩罚的滴滴的损失将可能是无限大∞,而其经济收益仅仅是固定的X。

但是如果如果禁止所有乘客半夜打车,其风险是可控的Φ-β,收益只是X-α。

分性别来看,滴滴面临的问题如下:

对男性乘客彻底放开顺风车和不放开顺风车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大,而且风险都为Φ,禁止后收益还有所降低(X-α),所以放开是最优选。

对于男性乘客来说,半夜打车和半夜不打车的风险基本一致,但是半夜不坐顺风车的收益则会略有下降(X-α)。

对滴滴来说,女性乘客彻底放开顺风车后,由于人性的不可控,女性难免受到侵害的风险,参照浙江乐清事件的结果,对于滴滴的风险接近无限大,而禁止女性半夜搭顺风车,风险立即回到可控状态,而收益略微下降。

对于女性乘客来说,如果选择半夜打顺风车的风险,根据统计学,人一生遭遇严重犯罪的概率极小,接近于零。对于女性来说,半夜乘车的风险稍有增加,但是没有实质的影响。

就像我们不会因为交通事故的影响而放弃出门一样,经济收益上看,半夜打顺风车的收益略高(X),因为乘客省了钱。

总结一下,对于滴滴来说,开放女性乘坐顺丰车的风险∞>放开男性半夜打车的风险Φ>禁止所有乘客半夜打车Φ-β。

滴滴选择了市场经济成本核算思维,让自己的风险最小化的决策——禁止女性乘客乘坐午夜顺风车。

可惜棋差一招,新政策冒犯了对性别政治异常敏感的社会群体。

三、花剌子模的信使带来的坏消息

王小波先生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里有一篇经典的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其中记载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故事,据野史记载,花剌子模国有个奇怪的风俗,国王如果收到了好的消息,那么报信的人会被嘉奖,如果收到了坏的消息,报信人则会被砍头。

面对滴滴事件的一系列戏剧性发展,批评者就像是故事中不能接受事实的国王。

这里花剌子模的信使为我们带来的坏消息是:

女性面对这个世界遭遇被侵害的风险确实要高于男性,深夜顺风车对女性潜在的侵害风险,滴滴有责任作出规制,但是不能承担全部责任。

滴滴新规范的逻辑是恰好是市场经济的逻辑,深夜的顺风车对女生的确有风险,但是滴滴也给出了备选,女性乘客可以选择更高安全系数的专车,或者不选择滴滴的服务。

问题在性别政治群体的“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的思维逻辑中,“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市场经济思考方式是完全失效的。

甚至在浙江乐清事件中,舆论沸腾中滴滴遭受到的谴责要大于罪犯受到的谴责。

在热衷性别政治或者“女权主义”群体对舆论的鼓动下,经过了乐清事件之后,滴滴和女性乘客在深夜顺风车问题上,面临着完全不对等的风险。

花剌子模的信使告诉我们:犯罪在一个社会是有固定的比例,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犯罪是正常的、必然的现象,是一种社会实在,更与道德无关,是一种自然的产物,而女性确实受到犯罪侵害的可能性先天的要大于男性。

而性别政治的真实要求就是:

如果无法得到彻底的安全(事实上也不存在),那就也要彻底实现两性在结果的平等(都不要乘坐午夜顺风车),而不论这种对于舆论的操纵——是否伤害了男性乘客选择的权力,But——who care!

滴滴事件,各方博弈后以一种零和博弈的结果实现了最终妥协,在这场闹剧中,本质上没有一个赢家。每一方最终的收益都为X-α。

对于消费者和滴滴来说,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纳什均衡,因为滴滴的博弈对象是一个模糊的“性别的名义”,追求的是低效的“结果平等”。

感受大于事实是这种性别政治的主要特征。

而大众对于性别差异现实的认知,或许有更长的路要走。

文丨智能相对论,作者丨编程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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