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01卫兴华：毕生心血成巨匠

历史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用理论和实践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自二十世纪以来亦或者更早出生的经济学家为新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探索了中国富民强国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他们曾参与创建或支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他们又以极大的勇气创造性的建立、支持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不断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并倾注毕生心血创造、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学，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做出了难以企及的成绩。为了向他们致敬，凤凰网对众多经济学家进行了系统综合整理，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制作成第一期《巨匠》。

在著名大学云集的北京市海淀区，有这么一所特殊的院校，被誉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学府”。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理论经济学泰斗卫兴华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数十个春秋。这位年近九旬老人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

1952年卫兴华作为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他晋升为教授，翌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至今，卫兴华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课程依旧是《资本论》。实际上，他一直被媒体誉为中国《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权威，更因为他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两次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二届论文奖，更在去年6月得到了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相对应的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以奖励其为经济学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

卫兴华：从获奖的情况来看我获奖包括国家（级）奖，省部级奖，有二十多项，那么其中比如说孙冶方奖，孙冶方奖我是第一届第二届的孙冶方奖的论文奖的获得者。一篇是在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音）发表的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因为当时全国学术界经济学界讨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那么我写了这篇文章获得了孙冶方奖，我澄清了一些理论是非，原原本本地还原马克思他的本意，对有一些错解、误解的东西进行了理论上的澄清，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后来发表了一篇企业活力的问题，这个也是获了孙冶方奖，这个是和我的两个博士生洪银兴和魏杰一块写的。这个我觉得是现在看起来现实意义更大一点，因为主要是讲体制改革了，强调放开价格，强调要给企业自主权，有财权，有自主经营管理权，就是这一块的，比如自负盈亏，就是讲经济体制改革的，我觉得当时配合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所以获得了孙冶方奖。那么至于书，比如说我和洪银兴、魏杰共同写了一本《经济运行机制概论》，这个书当时在国内还没有研究这个问题的专著，我们可以说在比较早的一本著作，这个也是获得了国家的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就出版了我主编的或者是我黄泰岩（辽宁大学校长）一块写的，我们出版了《政府功能与市场功能组合论》，就是专门讲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现在我们不是也在研究特别是是强调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我们那个时候就专著，就是专门写这个问题了。就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研究和发展的问题，一个就是配合我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探讨、进行研究。

除了孙冶方的两次奖以外，第一次第二次，后来就是国家的教育部的奖，北京市的奖。当然我觉得重要的还有一个奖，就是我获得了宝钢，宝钢教育基金的特等奖，发了一个奖牌，那个时候给的奖金还比较高。这个是比较全国获得这个奖比较少的。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经济运行机制概论》，获得了国家一（等）奖。我们获得国家的奖，获得了三次，还有一次是一本书，是我和马庆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一块写的，《什么是社会主义》。那这本书它不是单独的获奖，它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了一套书，这本书是其中的一本，它是整套书获得了国家的奖。所以这些方面大奖、小奖反正是二十多项，就是这样。

去年在巴西召开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给我颁发了叫做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的马克思经济学奖，也有人说这是跟诺贝尔奖媲美，这个奖我们国内现在有两三个人获得了，这个大概是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参加，每年大概就是评一个两个人。

这个奖它不是说根据哪一本书、哪篇论文来评奖，而是综合地根据你这一生从事马克思经济学你的成就，根据你的成就来评价。全世界获得这个奖的，也没有是说要公开的大家自己报名，和其他奖不完全一样，因为它是世界奖，每一个国内自己来提出申请。比如中国吧，是说国内的有关专家，就是参加这个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的一些专家，他们一起研究，该推荐谁，他们推荐出来的，报到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那么全世界的有些相关领导要开会通过，就是这样的。

part02卫兴华与《资本论》

送走了学生们，卫老并没有一刻停歇，他拿起桌上那本已经被翻看了无数遍《资本论》，认真地研读。仔细看看那， 不难发现，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被写上了密密麻麻的注解。卫兴华第一次接触《资本论》及马、恩的其他经典著作的时候，是在1950年攻读人民大学研究生的时候，他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深地折服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留校任教后，因为善于独立思考，不愿意跟风，在历史浪潮中也饱受了磨难。正因为这样，不参与当时的现实经济问题教学的卫兴华开始教授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及《资本论》，这也让他开始真正地研究这一伟大的著作。

卫兴华：《资本论》，当然他原来首先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本著作，但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了对比他也意识到，或者说已经设想到将来社会主义的特点是什么，所以我们说《资本论》，有人认为这是过去破坏旧世界的一本著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意义了，这个理解是不对的。那么这样讲的一些学者，他对《资本论》是没有好好的研究的。当然现在资本主义和过去马克思看过的资本主义不完全一样了，它有很多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很好地进一步地探索，但是经济危机的问题，马克思讲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产生的，深刻的革命在这里。所以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他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差不多每十年要一次经济危机，后来特别是1929年、1933年年这一次经济大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发展曾经经过一些稳定时期，那么资本主义也采取了一些自我完善、自我改革的措施，所以使资本主义的矛盾有所缓和，阶级矛盾有所缓和。那么人们认为好像资本主义新生了，“返老还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的这次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且1929年、1933年以来的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料到的。但是这个还是我们后来国内的理论界写了很多的文章，写了很多著作，大家根本上来说，还是回到马克思《资本论》去，回到马克思里的著作里去，因为马克思的著作里边，《资本论》里边已经明确地指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的，还没有逃出这个规律的，只不过是过去有的时候缓和一点，有的时候危机小一点，而大危机，这次大危机依然是马克思所指出的那个原理的，那个规律的。所以经济危机以后，金融危机以后，西方许多的人又看《资本论》，《资本论》在德国、法国好像出现了热销，这本身就说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物和学者也认同马克思的著作已经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所预见的，就是这个。那么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资本论》和马克思的经济著作，这个有人说好像是过时了，但是如果研究起来的话，也可以讲很多的道理的。

比如说《资本论》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完全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问题的，他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所谓自然历史过程就是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过程，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序论里就讲，他说我不用玫瑰所描绘资本家的面貌的，他说我是把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所以我的观点是更不要个人对经济历史负责的，就是他不要资本家，不要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或地主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制度负责，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不搞唯成分论，我们过去搞唯成分论，这个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克思这个观点，也是恩格斯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的存在不是由于那些资本家道德上出了问题，认识上出了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就是走这个过程的，所以我们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了资产阶级，对个人改造了就行了，不要追究他个人的责任说你要对资本主义负责，他负不了责任的，他不是自己选择的，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那《资本论》里讲的东西那就更多了，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东西就多了，你比如说马克思讲资本论，讲商品经济，虽然马克思没有这个商品经济概念，但是讲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品流通就是讲的商品经济，他固然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但是我们如果撇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由于马克思讲商品经济，讲许多商品经济的规律他是讲一般的，资本主义可以是这样的，其他社会也可以是这样，说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有的，资本主义有，我们社会主义也有。所以马克思分析研究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对一切具有商品经济的社会都是适用的。我们也是要发展商品经济的，比如说马克思《资本论》里讲到商品交换，要讲到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就要涉及到供求规律，特别是资本论的第三卷第十章讲的就更多了，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格规律，然后价值规律，价格的运动规律，讲价值规律调节生产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配置资源的问题，价值规律调节生产，而且马克思讲到商品经济不具有什么资本主义性还是非资本的，没有姓资的问题。我们过去争论商品经济是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商品就是发展资本主义，马克思是没有这个观点的，马克思虽然重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但是他明确地讲出，农奴生产的商品，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封建社会生产的商品，商品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我们现在到社会上，到市场上看到，哪个是外资企业生产的，哪个是私人企业，哪个是个体（企业生产的）是看不出来的，哪个是国有企业生产的。商品就是商品，不能说商品还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所以过去我们争论这些问题，其实是马克思理论早就解决了的问题，我们还继续在争论。再比如马克思讲的很多了，对于社会主义，比如生产力的问题，我们争论生产二要素三要素争论了多少年，我觉得恰恰是离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我们社会主义曾经讲科学是生产力还是受到四人帮的批判的，邓小平和胡耀邦那个时候，就是邓小平复出以后，胡耀邦组织科学院搞了一个汇报提纲，科学院的汇报提纲里面讲到了说科学是生产力，邓小平同意科学是生产力。结果后来受到批判了，《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批判，辽宁日报发表文章批判，批邓小平，后来不是又把邓小平又撤政了。科学是生产力，马克思讲的很多《资本论》里就讲到的，《资本论》里讲劳动是生产力，生产力的要素讲了五方面的，其中包括了劳动者、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强度，也包括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甚至就包括自然界，而且还特别强调劳动生产力包括科学的发现和运用，科学地发明发现还有运用于生产，它就变成了生产力，还讲了自然力（音）五个方面，五个方面的因素。而资本论里讲的很清楚的，五个方面的因素，而且展开讲了很多，资本论里讲的很多的，而我们恰恰把生产力的要素，争论是二要素还是三要素，太缩小了马克思的观点了，对我们发展生产力并不利的。我们真正从资本论里看到马克思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许多理论，我们（就能）少犯错误的，特别是比如说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个观点我们过去犯左的错误，也没有好好把握马克思这个观点有关系，我们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化，违反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搞大跃进，违反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搞人民公社化，离开我们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要离开我们的国情，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要通过人民公社进入共产主义，不考虑我们生产力的水平，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过去我们有些“左”的错误，恰恰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犯的错误。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虽然没有专门的篇章讲社会主义，但是在马克思的著作里面包括《资本论》里面都涉及到了社会主义，他涉及的社会主义比如说，社会主义的特点——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特点他是讲到的。而且讲到了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全面发展，过去我们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中央文件里边也讲“全面发展”了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的观点的。而且，马克思的著作里面，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社会主义要快速的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里就专门讲过，他的原话是“未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和邓小平后来讲的“共同富裕”是一回事。所以我们搞公有制干什么？公有制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他是作为一个制度保证，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要（是）私有制（将导致）两极分化。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他生产力发展了，但是（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没有共同富裕，而社会主义要共同富裕，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物质基础，但是有个制度保证——公有制、按劳分配。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旧）中国以前是什么样子？民不聊生，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那么改革开放就是我们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尽管我们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有一些“左”的错误，影响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但是我们确实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也表现了他的优越性了，我们年均GDP的增长也还是在六点多的，超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以后，那我们每年(GDP）年均9.8的速度发展了的。就是说，不管我们过去犯了很多错误，有“左”的错误，但是要看到，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远远超过了旧中国了的，远远超过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个制度。我们中国的发展，比如说跟印度来比，印度过去是个殖民地国家，跟旧中国的情况差不多、相像，人口也多，但是印度独立以后他的发展跟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显然在这个发展过程里面我们远远的超过了印度的。甚至于讲的再扩大一点，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那么真正发达的国家，有人老是看美国呀、英国呀、日本啊这些发达国家，好像说搞资本主义，那就一定就发展了发达了，但是看资本主义国家看私有制国家，因为有的人老讲的好像我们发展私有制比公有制好，私有制效率高，但是真正的进行实事求是进行研究，旧中国的私有制，各种私有制没有把中国引向繁荣富强。我们或者公有制为基础，或者公有制为主体，我们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而且也超过了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印度、而且也超过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可以说。因为世界上将近200个国家，10%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90%是发展中国家，而90%的这些国家很多还不如我们、落后于我们中国，从发展的速度来看，我们中国在世界上的发展速度是首屈一指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这本身就证明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

part03卫兴华：什么是独立思考

“要善于独立思考，肯于独立思考，敢于独立思考，但是独立思考不是想入非非，要服从真理。”卫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56年，29岁的卫兴华在那年的第一期《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针对当时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我国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在资本主义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加总计算上普遍存在的纰误进行纠正。 而他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思考，更是让他走在了很多人的前面。

上世纪50年代，从中央政策到学者研究都不提市场经济问题，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初期，陈云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邓小平明确赞同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把“市场经济”与“市场调节”画了等号。及至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之后，这个提法表现出了自身的局限性，有学者批评这一提法，卫兴华则发表文章进行了讨论，他说“改革开放、经济转型需要一个过程，从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打开了一个缺口，是转向市场经济的起步。而这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卫兴华：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涉及到原来的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这个转变过程，这个过程里面就涉及到很多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计划经济是计划配置资源，那么市场经济是市场配置资源。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究竟这个市场配置资源的问题，和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里面是不是相矛盾，其实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马克思当然是讲社会主义和经济计划调节，我觉得我们现在也不是说就完全放弃计划的，邓小平讲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嘛，那我们社会主义就不要计划，是吧！只不过说计划经济不等于说就社会主义。那么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资本主义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日本经济计划搞的很好的，短期计划、长期计划，但他们不叫计划经济，他们是经济计划。马克思也没有讲过计划经济这个概念，他是讲计划调节，我们也应该有计划调节，现在法国、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讲计划调节，既讲市场调节又讲计划调节，计划调节就要涉及到政府。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讲的价值规律的调节，我们比如说现在三中全会以后，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强调决定性作用。那么有些学者觉得好像不大理解，怎么让市场决定，政府不起作用，不是这么个问题的。其实是马克思讲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调节生产（音），就是市场来调节生产，价值规律调节生产，市场调节生产，也就是市场来决定。调节什么呢，决定什么呢，决定三方面的，所谓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具体来讲，抽象的讲仍然不太清楚，我把它具体化，是不是我们市场配置资源起了决定性作用，我是讲三个方面。第一价格，讲市场经济，讲商品经济得有一个价格啊，价格是由谁来定，过去我们是国家计划定价，计划价格啊，什么商品都国家定了计划了，计划价格。而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放宽价格了，百分之九七八的商品不是国家定了，国家不定了，谁来定呢？市场来定。市场什么呢，一个是供求关系，一个是竞争，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决定价格的高低，现在我们放开了，不是像过去那样让国家计划来定价格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是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谁来定，过去是计划定，国家对每个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大到法律，可以超过完成任务，但是不能不完成任务。生产什么、多少，不管市场需要不需要，国家下达指令计划你必须完成，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国家政府不给企业下达指令计划了，连国有企业也不下达了。你自己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根据市场价格的波动，你规定你生产的结构、生产的规模，这也是决定吧？是市场来决定，价格来决定，不是国家来决定了，不是政府决定了。第三方面是需求，消费者到市场上买东西，过去我们是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票证，什么都是票证。北京一般有半斤肉，什么鸡蛋有鸡蛋票，什么都有票，连麻酱都有票，什么都是票。大米有米票，布有布票，你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那就叫做计划供应，现在没有了，现在到市场上自由选择。自由选择就是说市场决定，你哪个便宜，你自己选择，你愿意买什么，只要你有钱就行，这就是市场决定了，不是国家决定。所以从这三方面来看，市场在我们国家已经起了决定性作用了。理论上可以说价值规律调节生产，就是由市场调节，市场决定，我们实际上基本上已经市场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是符合实际的。也有的同志不理解，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该这样，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的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全是靠市场，不是这样的，党和国家，党和政府在整合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起指导作用的。而且很多宏观经济里边，宏观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要起很重要的作用的，不是说我们整个全社会、整个发展都靠市场的，不要误解。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主要是指企业生产什么、多少，价格的涨落由市场来决定。而且习近平同志他讲了，说也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们国防工业生产军火，不是靠市场的，我们靠我们国家的需要。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工业基地，搞经济特区，最近又搞上海的自贸区，这都是政府提出来的。包括三中全会强调市场的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也是党和政府的文件提出来的，也不是说市场自己自发地提出来的，所以离开党和政府的指导，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好的。

part04卫兴华：如何看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如今，这位两鬓堆雪的老者仍时时刻刻关心国家的发展与未来，针对时下中国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卫老也有自己的思考。比如，中国流行多年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

卫兴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后来中央文件的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作为分配关系，在分配领域里面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一个原则。我是不愿意跟风跑的，这个风向，包括政府的风向，包括上面的风向，包括社会学者们风向，我要自己有顾虑的，我要自己来看看这个观点提出来是不是科学，是不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实际。我可以（举）很多例子，甚至包括现在有些中央文件里讲了，我不跟上讲，但是中央文件里讲的对的、讲的好的，我就会讲，我就会宣传，我就论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提法我一直不认同的，我也要写书、写教材、写文章，我怎么写的。当然我不好公开提出批评，那是中央文件写的，我是共产党员不能随便批评，但是我把它改了。但是改了以后人们也不能说错，我讲就是说，既要重视效率，也要重视公平，只有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我所有写的论文，所有写的就是宣传那个时候的，我自己写书写论文，那么也按我的意见发了的。我觉得社会主义的分配哪能不讲公平，后来社会主义十六大，又进一步讲“初次分配，重视效率；再分配，重视公平。”那就是说初次分配可以不重视公平了，光讲效率。如果分配不公平，那劳动者，伤害他的积极性，他会有效率啊？劳动者的积极性，分配公平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你光讲效率，不讲公平，而且恰恰贫富分化是从初次分配造成的。我们国家再分配的机制，社会保障制度还不是很成熟很健全的，如果初次分配造成了两极分化，靠再分配去公平，很难，不可能。所以我强调，我是说如果是讲生产，生产重视效率可以，生产讲效率优先，指什么呢？不要追求GDP，不要追求产值，要讲究效率，要讲究低投入、高产出，讲究质量，讲究效率，不要片面地追求产值，这个你可以说生产重视效率，生产上你是效率优先，优先于产值，优先于GDP，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分配要重公平，分配你不能说效率优先，生产可以效率优先，分配领域不可以效率优先。分配领域，必须是重视公平，要把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既重视效率又重视公平，而且两者互相促进，我是这个观点。

理论是真理的喉舌而不是权势的奴仆，理论是为真理说话的，我觉得我们的宣传，我们的理论宣传，一定要讲究科学性，如果它是科学的东西，你宣传才有力量，如果你宣传的东西不科学，它不能持久的。再一个不科学的宣传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如果我们老是讲初次分配可以不要公平，光讲效率，必然要产生两极分化。这个两极分化就不可能缩小了。我们现在放弃这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们更强调现在缩小收入分配差别，我们差的过大，出现了两极分化，靠什么，就要靠分配公平。我们现在就强调公平，强调分配公平，强调民生，现在中央文件一再的把民生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甚至对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我们回归到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强调的共同富裕，缩小两大差别。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产生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有个消除两极分化。我们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就没有共同富裕了，共同富裕没有两极分化，这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更大的特点。所有以往的社会没有共同富裕的，原始社会没有剥削，共同贫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共同富裕，就要消除两极分化，消除两极分化你就不能搞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part05卫兴华：身体力行复兴中华

卫兴华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他尊重权威，而不迷信权威。经过仔细的研究和论证，出版论著数十本，发表论文、文章近千篇，提出了货币没有阶级性，生产力多要素等在当时具有前瞻性的观点，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

卫兴华说，他所有的工作只是为了能够见证中国的崛起，如同他给自己改的名字一样，“振兴中华”正是他从小到大的心愿。

1943 年，卫兴华穿过日军的封锁线，进入了晋西隰县进山中学。这所学校的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教育家赵宗复，受其影响，在这里，卫兴华系统地、有选择地阅读学习了进步文艺书刊和社会科学读物，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抗战胜利后，进山中学迁回太原，卫兴华在那里入了党，并参加了进步社团“投枪社”，进行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革命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一生的朋友。

赵宗复的父亲是省政府（山西）主席，他儿子是共产党，就是我们进山中学的领导。他对我非常好的，因为那时候我出版了一个油印报叫《三一园地》我是三十一班的么，所以叫《三一园地》我写一些抗日的文章，写一些民主呀，甚至说批评一些学者的观点呀。他看到以后很欣赏我，他给了我一些帮助，不但是在政治上帮助，在经济上也给我帮助。后来回了太原，他是共产党。而且，回了太原以后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就参加了地下工作，参加了地下工作因为赵宗复就是共产党员，就由他来领导他指导，另外我们给解放区有个太原情报站，番号叫九零九太行区的的太原情报站，太原情报站派了一个团级干部叫王天庆搞地下工作，打入到阎锡山的部队里我们一起联系，后来参加一些反蒋反阎的活动，后来这个同志被捕以后被杀害了，我们也坐牢，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三人领导小组，三人领导小组也是解放区同意建立的三人领导小组，三人领导小组的组长是乔亚同志，我是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一个我一个乔亚还有一个杨盛钦，杨盛钦是什么人呢，现在年轻人很难理解，杨盛钦的父亲就是阎锡山特务机关的头子、山西警务处的处长，那个处可不是咱们现在这个处，很高级的，专门逮捕杀害共产党员，他儿子杨盛钦是我们地下组织三人小组的成员，赵宗复他的爸爸是山西省政府主席，他是秘密共产党员而且是重要共产党员，现在的人很难理解的。后来呢我们被捕，因为有一个朋友原来是我们投枪社的，我们有一个投枪社，投枪社，鲁迅那个不是有个匕首投枪吗！按照那个来的，我在投枪社担任一定的工作，那个同志在投枪社待过，他后来调走以后，敌人抓了他以后，他就把我们供出来了，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被捕。王天庆同志被敌人杀害了，英勇牺牲了，严刑拷打，他只讲说我是共产党员，别的话没有。梁化之是敌人的特务头子，梁化之是山西最高的特务头子亲自审讯他，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进来 你不讲你就不要出去了，他说你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共产党员，别的话没有说，一直被严刑拷打，被敌人杀害了，这是他。我们呢，因为敌人对我们的了解也不是很清楚的，我们后来都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我就到了北平，因为在太原敌人还在监视，不好展开工作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又担任是学生会的负责人、又是青年读书会的负责人、又是三人领导小组，敌人已经暴露出看出我们（是共产党员），还在监视，虽然还没有具体的证据证明我是共产党，但是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我就不好在太原待了，经过地下同志们同意我就转到北平，转到北平呢，就是给我一个任务，说要建立一个联络点，因为太原的同志要送情报往解放区送情报很难了的，敌人的监视非常严，阎锡山的特务机关搞得非常严格的，想经过太原在经过北平。所以我到了北平以后，有些从太原收集到的情报、军事情报碉堡呀、工事呀、绘了图送到北平我把他保留起来，然后我找到路线，把他送回解放区，送到太原前线，送到徐向前指挥部去，对解放太原还起到一点作用。另外我在北京组织留平同学会，送一些同学回解放区，做了这么些工作吧。然后我自己四八年十一月四号和我的孟沚繁同志一起回到了解放区。 我一直没有忘记牺牲的朋友们，解放前夕，就是乔亚同志，刚才讲的，第二次被捕，第一次被捕我们三个都出来了，出来以后我来到北京了，他没有出来！他和赵宗复第二次被捕，第二次被捕之后（他）就没有再出来了，被敌人杀害了。我刚才讲的，王天庆，被敌人吊着严刑拷打，杀害了。他弟弟叫王龄庆，跟我是一个屋子里的同班同学，他也是跑到解放区以后，又叛逃回来搞情报，结果被敌人抓住也杀害了。太原解放前线，一起我们地下工作的同志，八个人被敌人枪毙，死了一大批人，我们进山中学的同志牺牲了一大批人。所以我念念不忘这些事情。而我活下来了，我因为离开太原比较早，我如果不离开太原，也牺牲了。

谈起60多年前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就在卫兴华平静的叙述中，似乎响起了一段生死、抗争和理想的时代交响曲。

什么人儿游击战打的那个好儿，什么人儿抗日的政策高儿，什么人儿要把咱中国占儿，什么人儿江南就逞英豪儿好咿呀唉。八路军哪儿游击战打的那个好儿，共产党抗日的政策高儿。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我参加了，那个时候我是华北大学，排队经过天安门，毛主席在天安门招手，看到红旗飘扬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看不到了，感觉红旗上确实有他们的鲜血，所以这个事情我一直忘不了，忘不了他们这些朋友们，我活下来了，看到了解放，看到了红旗，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怎么办呢，一个赵宗复的照片，一个乔亚的照片，在我的玻璃板下长期压着，后来搬家，就有点缺掉了，也得压了多少年了，我经常看他们，对我是一个鼓励，是一个动力。我觉得他们二十几岁，乔亚二十几岁跟我年龄差不多，王天庆、王龄庆兄弟两个被敌人杀害了，八个同志被敌人枪毙了，而我活下来了，那么我努力地工作，努力继承他们的遗志。为什么我现在我要坚持共产党要搞好，共产党领导，而也希望共产党搞好，共产党要按照过去我们解放前那一套，廉洁奉公，延安时代的共产党，那谁看到，都是伸拇指的，跟国民党一比，没法比的，没有贪污、没有受贿，毛主席讲过，没有腐败。那么现在我就希望我们共产党搞好，共产党领导好，我们社会主义搞好。所以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包括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都多多少少，追根溯源与我这个经历有关系。是吧，因为我真的是这一辈，我们许多朋友同志们牺牲了就是为了一个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我看到了，他们没有看到。反马克思的一些错误的东西我进行争论、辩论。多多少少就是为了自己追求的东西、追求的理想不要丧失掉，与这个有关系。那个时候我们搞地下工作，参加共产党为人民干什么！无名无利呀！那有名呀！越秘密越好呀！不能让人知道呀。利，没有任何利，没有工资没有待遇，完全自己牺牲，自我牺牲，就是一个追求，追求自己的理想，追求共产党把国家建设好，建设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将来在进入共产主义，有这么个理想支撑着这，那个时候不怕牺牲，不怕逮捕，不怕杀头，我们许多人牺牲，就是一个信念呀！这样一个坚强的信念支撑我们的。

几十年的不懈追求没有白费，1989年10月，日本《中国研究月刊》称他为“中国稳健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他称“始终坚持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学风。”

在卫老的家中，有这样一幅照片，更是见证了卫兴华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卫兴华：习近平同志是前年来考察我们人民大学的资本论教学研究中心，所以这本身就看到习近平同志重视马克思的经济学的教学研究的，首先来人大考察经济学院资本论教学研究中心，来考察嘛，当然我是一直从事《资本论》教学研究的，所以我就参加，而且我们最初排队在外边迎接他，我是第一个排队的。 那么他参观了我们教学研究的一些照片、手稿、出版的著作，看了以后讲了一段话，讲的非常好。我记得就是说：《资本论》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以后，继续放射它的光芒，《资本论》经受了考验，一直放射它的光芒，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说你们让我们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的教学研究。讲的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现在说有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时他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经典著作的经典是《资本论》，对《资本论》的评价很高。我最近出了一本《资本论经济学》，马上要出一本《资本论经济学》的讲解，也是配合习近平同志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