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酷派蒋超：今后扎根美国 锤子的欠款罗永浩必须偿还

凤凰网科技 花子健 发自拉斯维加斯

在CES开展首日的晚上，酷派集团CEO蒋超才匆匆忙忙从硅谷赶到拉斯维加斯，并且和自己的美国团队吃了一个饭后，接受了凤凰网科技的专访。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酷派并没有在会场设立展台，“我们从来也不在主会场。”蒋超说，这次在酒店安排的展台主要是为了接待美国的客户和供应链的合作伙伴，也是酷派美国团队的集体亮相。

自2018年2月重新回归酷派后，蒋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就是陆续关闭在中国的业务，只保留了核心的研发团队，并将在印度和台北开展一部分研发业务。他还重组了美国团队，目前美国团队的管理层来自阿尔卡特和三星美国，销售额已经占到了酷派的90%。

蒋超认为，相比较于美国的成熟市场，中国国内市场的价格竞争、顶层固化已经让诸如酷派及其他小型厂商难以存活。“没有利润，就没办法养活团队。”蒋超说，在乐视接手酷派，他归隐之后就一直在美国，慢慢地发现了美国这个成熟市场和成熟的用户群体，如果运作得当，是有很大机会参与竞争的。

“国内基本都活不下去了，几年内我们是都不会考虑了，坚持扎根美国。”蒋超透露，酷派不仅仅实现了团队的美国本土化，还准备让美国基金进来，和管理团队的总持股比例超过51%以实现绝对控股，成为一家真正的美国化的公司，也是为了规避其他的风险。

在2018年，不仅仅是酷派，锤子、魅族、金立和乐视手机等也先后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困难。在他这个“手机行业的老人”看来，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当前中国手机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都掌握在华为、OPPO、vivo和小米手里，同时还有苹果参与，联想等大厂商也有手机业务，单一以手机业务为主体的公司会越来越难存活。

“2018年的困难，是必然出现的情况。”蒋超说，虽然手机依然是一个高门槛的行业，但是目前缺乏明显的创新，加上价格战，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困难出现，这也是促使酷派彻底放弃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到锤子和小米，包括vivo，酷派和他们颇有渊源。2018年酷派先后将小米和vivo告上法庭，认为他们已经侵犯了酷派的知识产权。“我们手上目前还有1万多项专利。”蒋超说，虽然乐视接手酷派的那段时间经常巨额亏损，但是酷派还是有一些技术积累的。

此外，锤子事件酷派也是受害者之一，目前锤子和酷派之间尚有450万元未结清，但锤子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资金短缺、产品销量不佳、供应商追债、没有资金接盘。酷派也将锤子告上了法院，要求锤子归还欠款。蒋超还透露，“罗永浩对酷派的欠款是连带个人责任的，酷派也有计划追究他的责任。”

以下是对话实录（未改原意的基础上略有删减）：

凤凰网科技：酷派在今年CES上主要有哪些体现？目前在美国的业务情况如何？

蒋超：这次CES还是我们的重点，我们整个美国的团队包括CEO凯西（音）和管理层都来到CES。我们虽然不在主会场，我们从来也不在主会场，所以我们就在酒店租了两个比较大的房间，展示我们的产品、技术。

第二，我回来重新担任CEO一年多时间，酷派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根本的转型。首先就说我们的产品，虽然我们还是以智能手机为主。现在我们正在打造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产品组合，包括智能手机、MBB、儿童手表、智能桌面等家庭应用方案组合。产品品种更加多样化，利润率比纯粹做手机处于恶性竞争中要好多了。

第二个变化，我们的市场基本上已经快退出中国和印度的市场，基本上聚焦在美国，销售额的90%是在美国，有一部分在北美和欧洲。我们的美国团队，比如凯西和他底下的高管团队，基本上都是阿尔卡特原来的高管，三星有三个美国公司的副总裁已经到我们公司了。所以目前我们是一个纯美国本地人为主的高管队伍。

第三个变化，酷派也正在快速美国本土化。酷派现在在美国大概有70多个员工，但基本上都是以本地人为主，管理团队已经美国本土化了。在股权上面，我们也在找美国的基金，让他们美国团队和美国基金未来能控制到51%股份，绝对控股酷派美国，我们第三步正在往这个方向来走。因为这样的话，至少我们在美国就不会受到像中兴、华为，甚至TCL的压力，因为我们毕竟是个美国本土公司在从事这个事情。

未来整个酷派集团的想法，我们还是想美国的业务做好，而且我们的市场份额也在提升，特别是中兴、华为出局以后，现在在美国基本上中低端智能手机也就只有酷派和阿尔卡特，而且阿尔卡特高管基本上都到酷派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市场上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凤凰网科技：那目前在中国国内是什么情况？

蒋超：我们现在还有一部分研发在中国，在中国深圳、南京还有深圳研究院和南京研究院，大概有四五百人研发队伍。另外我们在美国，我们还有50、60个人的队伍在硅谷，主要是研究AI，刚才我说了家庭的网关，包括智能网的技术。

现在在中国，我们一是想做好成本控制，毕竟中国的研发成本在逐步上升，所以我们现在把一部分研发外包到，同时在印度和台北正在筹建研究院。所以未来我们研发更多会在印度和台北。印度肯定是成本低，而且现在看起来台北的研究成本也已经低于大陆内地了。

供应链则取决于中美之间的谈判，如果美国继续加税，那我们整个供应链肯定是全部要搬到印度去，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印度的工厂和OEM都找好了。反之我们可能短期会在中国待一段时间，但最终我们还是会把产业链移到印度和东南亚、南亚国家，因为毕竟从长远来说，它的成本，各种生产要素，已经是远远低过中国。

凤凰网科技：从乐视退出到现在，这次事件造成的波动对于你们研发和专利还有哪些影响？

蒋超：应该来说我们还是在快速恢复。目前来看，我们整个团队认为现在在智能手机的创新已经是不够了，不管从小屏变大屏，包括水滴屏、各种各样不同的屏，这只是个概念，不是说技术的根本转变。现在技术停滞的情况下，对酷派的生存、发展还是有很大的限制。当然我们也在做前沿性的技术，包括5G的技术我们是全面投入，包括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也是投入了很多能力和资金来做。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一万多项专利，现在我们告了小米，也告了vivo，对这些侵犯我们专利的公司，我们一直是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凤凰网科技：但智能家庭，小米、华为、联想等厂商也在做，甚至OPPO、vivo也有涉及。

蒋超：首先，我们的路和别的厂商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是以软件和硬件的一体化，同时通过网络的优化和网络的安全，来实现封闭的软件和硬件集成系统，目前很多厂商都想挣快钱，就打价格战，结果谁也挣不到钱。所以我认为未来，我们聚焦的还是美国市场，因为美国市场有消费力，用户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是最强；第三，他对专利的保护是最到位的。

凤凰网科技：除了跟小米的诉讼以外，酷派还在锤子有一笔欠款，请问你们打算如何处理？另外就是，你觉得锤子的事情是必然发生的吗？

蒋超：我觉得如果像锤子这种公司都可以做手机，就已经是这个行业的悲哀了，不管从技术能力还是公司的储备，它完全不是一个做手机的公司。所以这也是反映中国公司的现状，就看到什么火，大家都铺上去，结果全死了，然后大家又都撤走，这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我认为锤子从开始做手机就是一个错误，做手机是像我们这些人，大家读了这么多年大学，已经在这个行业浸泡了20年，还有一堆的博士硕士，这些人才能做手机的。来个大学老师都可以做手机，这世界怎么过？没法过了。

第二，关于欠款，我们认为锤子要负起他的道义精神，你欠人家的钱，你怎么想办法也要还。锤子也不来协调，我们反正也告了。而且这个事我还可以单方面跟你透露一下。锤子的老板罗永浩他对这笔欠款是个人担保，我们现在正在追加他作为个人的连带责任，他公司倒闭没关系，他个人不还这个钱，最终他也会变成老赖。

凤凰网科技：从你的经验来说，你觉得现在手机行业还是一个高门槛的行业吗？或者这已经是一个没有竞争力的行业，顶层格局已经定了，大的变化几乎不会出现了？

蒋超：我觉得手机严格来说还是高门槛，因为它需要各种各样懂软件、硬件、操作系统的人才，对运营商的各种关系你还要了解，所以这还是个高门槛的行业，但是关键现在是，因为中国公司这种低成本的运作，让大家都没有利润。包括他们自己也没利润，所以大家就越活就越艰难。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面，如果你还想要有什么创新，但这个时候又正好是遇到创新瓶颈的时候，只剩下把大屏变小屏，还有水滴屏，把这边穿个孔，这种在我们行业来看的话不叫创新。但是我们还在等着下一个创新点，我们相信手机行业他一定有创新点，我们必须耐心的等待。

我们也在等待下一步爆发点。但是我们自己还是认为，下一个爆发点就是在家庭上的爆发。家庭上面多终端的相互配合，利用5G高带宽、低延时、速率快的优势，多种终端可以在家庭同时使用一个平台。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根本方向。在未来，可能手机这个形态都不会存在了，因为屏幕无处不在。

凤凰网科技：如果在5G普及的话，你觉得酷派在中国市场还会有机会吗，特别是三线以下城市的换机需求？

蒋超：我们还是不会去做低端手机。也不会去看这种大众化的市场，我们认为我们追求的是一定的利润率，不会说为了销售就把研发给压着，因为没有利润的话也就没钱去养研发。所以未来我们应该还是不会聚焦于这种市场。但是，我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有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它可能是在五年以后。

凤凰网科技：2018年手机行业发生了很多事情，从乐视撤出酷派再到消失、锤子和魅族的困境、金立的破产风波，你觉得这是一种必然的情况吗？

蒋超：我认为是一种必然，甚至我认为，现在有些厂家很强大，但是现在强大不能代表任何东西，因为诺基亚也很强大，那也是很快就倒掉了。所以我认为就说任何公司，它必须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吧，就是说像我们酷派，我们也不跟人家比。我们还是说好好的做我自己的产品，这还是我们的目的。我并不在乎能否卖出像小米、OPPO、vivo现在的销量。

凤凰网科技：那在你看来，2018年对于整个中国手机行业有哪些帮助呢？

蒋超：我认为2018年中国手机行业还是非常困难，我觉得大家走不出困境，这个困境的话只有一种情况，就是目前的四大家死掉两家，那才有可能出现曙光。如果你现在四家，在这里使劲厮杀的话，这个行业其他人进都不会进去。因为进去也是陪葬。四家里面是一定会有两家被灭掉的。

四大家（华为、小米、OPPO、vivo）的优势就在于，比如说三千块钱的手机，他降到一千多，这时候在做一千多块钱手机的厂商，那肯定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不会去考虑这个市场。

凤凰网科技：对于美国这类成熟市场，中国用户在对于技术和产品的感知上是否还有不足，也是导致价格战的原因？

蒋超：我们做过调研，中国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基本上卖不出价，因为用户需求还没有上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我还是刚才那句话，估计还要五到十年。一个正常的行业它应该是有20%到30%的毛利，这个毛利的话你可能拿个15%到20%去养研发，这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是你厂家正常有毛利，有毛利的话我又可以做技术开发，不断的有新技术出来。但现在像中国的手机平均毛利连10%都不到，甚至我相信像小米说的那句话是真的，就是5%的毛利它都觉得很高了。

凤凰网科技：谈谈你的隐退，现在的发展策略是当时思考的结果吗？

蒋超：基本上乐视进来后我慢慢的退出了，然后主要是待在美国。我对美国的文化、技术和他们对产品的理念已经是完全的理解。在中国市场，我们不管在乐视的手下，还是后来刘江峰接手，两年亏掉70多亿，这个我们后面总结原因就是市场的恶性竞争，是市场的不成熟导致的，所以这也是促成我开始计划彻底把中国市场放弃，然后转到美国市场。我也想明白了，因为我在酷派差不多20多年了，酷派还是应该做技术，不可能转型成一个销售公司，也不可能在销售上去跟小米跟荣耀去竞争了，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的技术，老老实实在美国这种发达市场待着，才有足够的利润来养活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