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封城、不隔离，瑞典何以成为全球抗疫中的“另类”？

【编者按】新冠疫情中，不封城、不隔离的瑞典显然是一个异类。到目前为止，有 1000 万人口的瑞典既没有采取隔离措施，也没有发生经济崩溃。有德国学者称，“瑞典路线” 仿佛就是这场浩大试验中的 “对照组”。

截至 4 月 9 日，瑞典累计确诊 9141 例，死亡 793 人。作为对比，国土面积和瑞典接近的欧洲国家奥地利大约有 880 万人处于封锁状态，累计确诊 13138 人，死亡病例为 295 例。

瑞典的企业、幼儿园和学校依旧开放，强制措施只有禁止 50 人以上的集会，酒吧和餐馆只能为已经就座的顾客提供服务，以避免过度拥挤。

他们的策略，就是让病毒的传播尽可能放慢，保护老年人和易感染群体，直到大部分人自然免疫或等到有疫苗可用。瑞典卫生局现任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内尔（Anders Tegnell）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封锁会让整个系统疲惫不堪，“你无法持续几个月地进行封锁隔离 — — 这是不可能的”。

瑞典一直倾向于采取自愿性原则，而不是采取强制性措施。政府建议老年人自我隔离，年轻人减少社交活动。更值得注意的是，瑞典公众大都支持此做法。民调公司的调查显示，有 80％ 的人赞成政府关于 “每个成年公民承担个人责任，来防止疾病传播” 的观点。不过，已经有多达 2000 名学者联名呼吁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控制措施。

那么，瑞典的自信何来？DeepTech 采访了 2 位在瑞华人，他们分别是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肿瘤与病理系助理教授林颖博和卡罗琳斯卡医学院临床神经科学系博士后研究员陈灵景。卡罗琳斯卡大学医院是北欧最大的医院，在多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瑞典抗疫中承担大量重症病人的治疗救护工作。

林颖博现在同时是北欧华人创新创业协会执行会长。他于 2007 年来到瑞典，迄今已有 13 年。他还在 3 月 27 日协调并参加了卡罗琳斯卡大学医院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一线临床医生的在线分享交流。他认为瑞典政府的抗疫策略是有科学依据的，并表示一个政府能够在危机面前不从众，独立作出决策，不管正确与否，是需要勇气，是需要担当的。

陈灵景从 2010 年始居住在斯德哥尔摩，于 2017 年获得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流行病学博士学位。她介绍说，在这个全球唯一一个只使用 “鼓励＋劝诫” 方式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国家里，200 年的和平安定与国家大包大揽的福利是其抗疫策略能够实施的重要背景。

以下文字由 DeepTech 采访并整理。

瑞典抗疫的现实选择

林颖博口述

总体来说，瑞典民众对疫情的反应是比较淡定的。迄今没有发现因为疫情导致不稳定的社会事件。一个瑞典朋友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说他十有八九感染了新冠病毒，因为各个症状都对得上，但是却没有得到检测。他语气中没有抱怨，也没有提群体免疫，他现在已经恢复了。大概在他的认识里，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疾病而已，对青壮年而言威胁不大。

我身边的中年人大多数都是持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这不像我们华人要尽最大可能把危险性降到 0，即使有 0.01% 的可能性，很多华人也会选择不让孩子去上学。瑞典人不是这样去想，他们认为如果这个风险在可控的范围内，就没有必要去恐慌。

大多数瑞典媒体现在也在讨论整个国家的防疫策略。他们首先关注的是确诊人数，具体的数据还是有很多人在关注的。其次是防疫物资供应和危重病人的救治。

我认为，一旦瑞典疫情的发展超出公共卫生局认为可控的范围的话，肯定会要采取一些更严格的措施。瑞典也一直在宣传号召民众加强日常防护，比如说减少出门，勤洗手，减少聚集，保持社交距离。瑞典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信任度较高的社会，其次瑞典人愿意相信大多数民众都是负责任的人，不需要政府命令民众如何如何的。

不同声音一直存在，包括网上也有人签名要求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沟通渠道比较畅通，政府也会倾听这种声音。以孩子上学为例，正常情况下，瑞典的学龄儿童如果超过一周无故不上学的话，政府是要干预的。现在瑞典的学校没有关闭，但如果家长因为防疫原因坚持不让孩子去上学，政府是不会干预的。

瑞典没有进行大规模检测。我认为主要的考虑是医疗资源的最优配置。以瑞典的国家体量，无法做到武汉式的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所以基于现有专业人员和设备，瑞典选择了优先救治重症病患。

瑞典目前没有进行大规模检测，这对阻断社区传染肯定是不利的，但这应该是一个无奈的选择。相对于美国这类占有大量资源同时又有超大规模城市的国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瑞典人口密度低、家庭规模小等因素，这种政策在瑞典采用应该更容易理解。

瑞典也从来没有放弃提升检测能力。我所在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已经在科研人员中募集了具备相关技能的志愿者，经快速培训后，充实临床检测人员。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迅速行动采购了华大基因提供的超高通量基因测序仪 DNBSEQ-T7，以及多台 MGISP-960 高通量自动化病毒核酸提取设备，组建万人级别新冠病毒多组学检测实验室，将瑞典的检测能力提高一倍以上。相信在检测能力瓶颈解决后，大规模检测会被迅速采用的。

不管防疫策略如何，一旦新冠患者在瑞典被确诊为重症，目前为止还是能够得到较好的救治的。据卡罗琳斯卡大学医院医务科主任菲利帕 · 尼伯格（Filippa Nyberg）女士介绍，瑞典的 ICU 数量已经提升了 80%，并仍在持续增加。据媒体报导，目前瑞典 ICU 床位尚有空余。

虽然防疫策略大不相同，但瑞典医生非常愿意听取中国同行在新冠病人治疗方面的建议。3 月 27 日，卡罗琳斯卡大学医院与位于黄石的江苏省支援湖北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连线，卡罗琳斯卡大学医院副院长安妮卡 · 蒂博尔（Annika Tibell）女士带领十余位临床专家与南京医科大学副院长鲁翔教授领衔的一线抗疫专家团队直接交流。瑞典医生对中国医生积累的经验非常感兴趣，仔细询问了包括 ICU 管理、病人用药、医护防护和病人预后等技术细节。

1. 社交疏离的天然文化

瑞典文化中本来就有一种 “社交恐惧” 的倾向。瑞典有一个笑话，房门上的猫眼是用来观察邻居什么时候出门的，避免一旦在楼道里碰到不知道如何寒暄。网络上也在流传许多瑞典人等公交车排队的照片，即使在正常的日子里，瑞典人也是 “社交疏离” 的。加上地广人稀的现实，瑞典在抗疫方面有些天然优势。

图 | 平时人们习惯排队，不会拥挤，他们习惯了秩序和保持社交距离。图为 2019 年 5 月 10 日的瑞典公交站。（来源：thelocal.se）

即便如此，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瑞典社会的日常生活还是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

很多人开始了在瑞典本就被广泛接受的在家办公，绝大多数会议都改成了在线会议。以我所在卡罗琳斯卡医学院为例，学校统一购买网络会议软件供所有员工使用并鼓励在家办公，所有非实践课程皆改为网络授课。目前非临床相关部门的人员密度只有正常情况下的 30% 左右。

人们的出行大量减少，近几周，斯德哥尔摩公共交通系统的旅客流量越来越少。上周与去年同期相比，乘客量下降了约三分之二（64%）。因为瑞典国内对机票需求的消失，瑞典航空公司 BRA 上周宣布将暂停所有航空交通直到 5 月底。

很多超市开展送货上门服务，并且这种服务现在供不应求。

2. 专家更具话语权

新冠病毒对全球所有国家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文化背景、决策机制、医疗体系。

瑞典政府只是个服务机构，内阁政府是不能直接对公共卫生机构发号施令的，那么公共卫生专家就有足够的话语权。

瑞典卫生局现任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曾经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是 1995 年瑞典援助刚果抗击埃博拉病毒专家三人组之一，其履历让他成为瑞典传染病领域的权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政府选择退后一步，不干预科学决策，让专家和专业人员说了算，无论这些决策是对是错，让实践来检验。

图 | 瑞典卫生局现任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来源：thelocal.se ）

其实吧，瑞典群体免疫观念的提出可能比英国更早。不管怎样，瑞典坚守到现在并不是在放任，而是在密切监控发展趋势，引用安德斯的话就是，“主要原因是瑞典还没有出现像英国那样快速增长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决定采取相对缓和的干预措施。” 也就是说，一旦数据曲线偏离预期模型，瑞典的政策也是会随时进行调整的。

同时，与瑞典的服务型政府相比，很多大企业、社会团体包括民众自觉地承担起了社会责任。例如斯德哥尔摩当地公共交通公司（SL）使用大型海报敦促所有出行者在没有必要情况下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瑞典瓦伦堡基金会迅速划拨专款采购华大基因检测设备，建立检测实验室。

3. 民众更具科学素养

安德斯的策略没有激起大的反对，说明这个策略与瑞典大多数人的科学观是一致的。

瑞典民众的教育程度和科学素养是非常高的。作为诺贝尔的故乡，每年 12 月举国关注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是效果极好的科普教育。瑞典很鼓励科技创新，拥有独具特色的知识产权教师例外法案，即 “瑞典所有高校教师的职务发明，无论资助方为谁，知识产权完全归个人所有”。瑞典国王也是一个科技迷，经常以瑞典皇家科学院科技考察团普通团员的身份在全球学习了解科技发展趋势。

瑞典相当部分的民众具备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作为服务型政府，瑞典强力推行政策的能力非常有限。除了前面谈到的政策符合民众的科学观念外，我认为瑞典民众的文化自信是他们愿意相信政府抗疫策略的原因之一。瑞典是一个近 200 年没有战乱的国家，科技发展程度和居民生活水平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这造就了瑞典民众的自信。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所以大部分民众会支持政府和科学家的意见。

从人性的角度讲，当专家说要牺牲一部分人来实现群体免疫，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有些残酷，但从科学的角度讲，要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民众的科学素养比较高，就会有更多的民众理解流行病学模型，理解了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为了让这个疾病在可控范围内缓慢地发展，实现整个社会的最低损失。我们知道科学都是应对未知，如果这些得到了民众的理解，那么就会有很多人来支持这件事情。

瑞典整个社会比较讲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专家这个模型还没有被证伪之前，大多数人是选择信任专家。一旦你这个事情做的不好，做错了，就会有人表达不同看法。

当然，承平日久有可能导致在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时候有失迅捷，以往为我们所羡慕的北欧式悠闲这时候成为了应对疫情的重要掣肘之一，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行事方式使很多非常措施无法及时实施，也是导致部分旅瑞华人和中国国内民众对瑞典抗疫策略感到不解的原因。

在本次抗疫过程中，不管是对祖国还是对侨居国，旅瑞华人留学生都展现了极高的社会责任感。在武汉疫情吃紧的时候，整个华人社区迅速行动捐款捐物，由中国返瑞后自觉隔离。当瑞典由于欧洲内部的传染导致疫情暴发后，华人社区又迅速从中国采购瑞典医疗系统马上就要耗尽的防护物资，协调物流渠道及时运抵瑞典，解了燃眉之急。我相信在这场全人类共同的战斗中帮助过瑞典的人都是会被铭记的。

随遇而安的瑞典人和独特的抗疫方式

陈灵景口述

这里是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我生活在全球唯一一个只使用 “鼓励＋劝诫” 方式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国家。

社会没有停摆，只是萧条了一些。餐馆和购物中心没有关门，虽然有的因为客流量减少缩短了营业时间。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生还要背着书包去上学，高中和大学已经在使用远程教学。公园里和健身房里还有锻炼的人。我周围并没有太多佩戴口罩的人，只是零星几个。官方没有推荐佩戴口罩，其中很大原因是不能够浪费有限的医疗资源，因为医疗人员更需要口罩。

图 | 4 月 5 日的斯德哥尔摩。（来源：美联社）

全国范围内疫情比较严重的是斯德哥尔摩，但是斯德哥尔摩人口密度较小，所以只要自己在家里与外界隔离，其实并不会看到太多人。市中心的区域还是有人群聚集的，尤其是最近一段天气比较好，人们会在外面继续社交。人们会自觉地保持社交距离，但还是有一些人可能不遵守这些，这些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他们会觉得没关系，就是得病也得不到自己身上或者自己抵抗力好，扛两下就过去了。

这里使用的政策是鼓励和劝诫，公共卫生的手法主要是柔和的基调。前几天和一个本地的高校研究人员闲聊，他主攻的是社会科学，身边也没有人受疫情的影响，所以也并太关心这个事情。他说自己只看过一次电视上的每日新闻发布会，偶尔看一下网络上的新闻。他很相信、也很愿意相信公共卫生局说的话，因为他觉得要是像意大利人那样被关在一个 20 平方米的房子里好几周会痛不欲生，而自己能在阳光明媚的春天进行户外散步，幸福生活得益于瑞典的抗疫措施 。

其实对于此次疫情，瑞典民众有支持也有反对 。四月第一周出炉的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民众表示支持瑞典官方举措，其中有老人也有中青年；只有三分之一不太支持，而这三分之一中的大多数都活跃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这个比例也反映在最近一次的政府民调中：4 月 9 日，瑞典本地报纸瑞典日报（Svenska Dagbladet）的政府民调显示，基于 6886 个随机受访者，作为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从今年 3 月初的 23.8% 上升到了 30.6%。

危机中，瑞典民众选择了相信自己的政府。与很多其它国家比起来，瑞典不仅没经历过大小丑闻以及政治局势不安定，在近 200 年里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经年的和平景象使得瑞典的社会相对简单祥和，人民习得了相信政府的传统。作为一个长期以来倡导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国家，从政府到民众都难以在一夜之间接受不能自由地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情景。

瑞典的策略也是基于科学的，其公共卫生局也在建模，最先是建立在中国的数据基础上，就是预估大概需要多少个 ICU（重症监护）床位。最近的预估模型建立在意大利数据基础上，并纳入了 “无症状患者可以有传播力” 这个因素，发现需要的 ICU 数量有所上升。所以从 3 月就开始第一时间在斯德哥尔摩郊区建立了驻地医院，并在全国范围内扩充了 ICU 的床位。

除了模型给的数据，瑞典人也知道， 新冠病毒的疫苗可能还要一两年才能出来，而基于流感的经验，目前遇到的疫情才是第一波，未来会有第二波或者第三波。所以如果此次就用强力的方式把它压制下来，万一又出现第二波或者第三波的话，这种强力的措施就不能持久，而死亡的人数可能会反弹式增多。那么，国家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压制，两种手段最后产生的伤亡结果可能是接近的。

今天（4 月 9 日）午饭时候偶遇一个老朋友，他目前在瑞典公共卫生局的流行病团队工作，他的老板就是瑞典抗疫领军人物安德斯·特内尔。朋友说，其实安德斯起到的作用更多是政府和各个国家机构的抗疫代言人，他说的话代表了身后更多人的共同决定，虽然现在每天只有他站在全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

另一方面，在瑞典，“群体免疫” 说（官方是否认这种贴标签说法的）也是有民意基础的。因为一旦把疫情压制下来的话，社会经济必须要停摆，而瑞典本身是依赖进出口的，小到冬天吃的果蔬，大到市政建设的硬件设备，他们都得用高科技产品和别人交换。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像中国一样把国家管控很长的时间，而是按照群体免疫的理论，在有节奏的政府控制下人们慢慢的发病，这样的话，医院也可以救治所有的人。

正常情况下，国家承担了人们很多需求，从摇篮开始一直到退休、病死，从幼儿园到大学到养育下一代，几乎都不需要依靠除了政府以为的任何人。包括医疗也是这样，只要诊疗费用超过每年 1100 瑞典克朗的起付线（约 780 元人民币），国家就会包揽。所以民众基本上是可以信任国家的。人们也认可社会范围内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因为医疗是建立在所有人的纳税收益上，收到的钱一起花，所以大家都觉得是自己的钱，也得省着花，计划着花。比如说救治 80 岁的人就比救治 50 岁的人来的不符合经济最大化原则，所以即使是普通人也会赞同这种思路。

这就是瑞典和瑞典人，以及他们在 2020 年全世界都焦虑不安地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时候遵循的平静方式。他们并没有放弃，但也不像世界上其他国家那么激进：因为他们相信，等到夏天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背上背包，带着全家一起去山里和海边，享受长达 6 个礼拜的舒适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