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阻止我成功

      “只有出去看看，你才能知道你和大城市里的那些人差距有多大。

这是今年4月初，我在值机时，和一位罗振宇狂热粉丝之间对话中的一句。

作为一个对罗振宇并不感冒的人，我并不知道自己将在往后的几个月里，见证着他关于暴风、锤子、ofo等一系列商业模式预测的失败，这还不包括此前被他吓出一身冷汗的拼多多。

而在那趟原定于7点10分飞往北京的航班因为某种“不可抗力”因素晚点的三个多小时里，我和这位罗粉之间的关系还算和谐，毕竟，我们一同见证了焦躁的旅客频频徘徊于洗手间和便利店的玻璃橱窗之外。

去年的一场节目里，窦文涛讲过一个数据，说机场的航班每滞留10分钟，零售店的销售额会随之上涨16%，那期节目是讨论书的，主题叫做“读什么书成什么人”。

倘若这个数据是真实可信的，那么不计算边际效益的递减，那场延误的小小风波中，我第一次好奇旅客多消费的那288%里，属于图书的份额会有多少。

统计数据之外的世界里，尽管缺乏相应的研究支撑，但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十米见方的机场书店里，留给人文社科类书籍的空间正在不断的被压缩着，取而代之的，则是品质良莠不齐的管理学秘籍和成功法则。

在那航班延误促成的“心灵之旅”中，摆在书店外陈列架最显眼位置的书，是瑞·达利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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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在脱口秀大会里讲过一个段子，中午在单位里午休，玩个手游，结果听到旁边同事手机里传来罗振宇的声音：

“你这个时间来听我讲课，过几年，你就会和身边那些睡觉玩手机的傻子们不一样。”

对于这句莫名其妙的话，他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费解：“你帮别人学习就帮别人学习，骂我干什么？”

某种难以理解的逻辑背后，这一建立于矛盾之中的焦虑贩卖，正在日渐成为“成功学大师”们的宣传主流，因为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成功课程来说，社会矛盾的对立，正是一切焦虑赖以存在的土壤。

比“我过得不好”这件事更刺激人的，永远是“别人过的比我好”。

这种以构建矛盾为主题的表达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罗振宇等“第三代成功学大师”们阐述观点的策略，例如下面这句著名的论述：

“有的人生活在晚上十点，因为他留在昨天；有的人生活在凌晨两点，他必将迎接未来。同样是伸手不见五指，但这就是区别。”

在那之外，借助于这一表达手段，新时代的成功学也终于得以脱离过往历史的束缚，展现出了更多层次的价值侵略。

过去的六十五年里，源于戴尔·卡耐基的成功学曾经三次向世人揭开自己神秘的面纱，仅仅是在那本家喻户晓的《人性的弱点》里，卡耐基的初衷还是借助于心理学和沟通技巧帮助人们缓解压力，让人们更加自信，从容的应付社交、工作和生活。

这种乐观向上的知识曾经为他赢得了无数赞誉，美国总统肯尼迪称赞他“让无数人明白了积极生活的真正意义”，《纽约时报》说的更肉麻，称他是“美国精神的象征”。

而这位影响了全世界的男人，其理论仅在去世十二年之后，就已在席卷全球的金融浪潮中变得面目全非。

在著名的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这样向他的信徒们分享自己的经历：“25岁我在台湾成立陈安之研究训练机构时，每个月赚新台币一万元，办公室非常小，公司没有影印机，每天吃炸酱面及白吐司连续一整年。”

“短短2年半之内，我开的车子从标致405到奔驰S600，到27岁的时候，我成为了亿万富翁。”

而这一过程，靠的就是他引以为傲的“陈安之成功学”。

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日渐开放的大环境下，伴随着陈安之“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往前冲”的口号，成千上万的“外来人员”涌入南方的的广东和深圳，因为缺乏相应的知识体系和工作经验，他们大多选择了和人生导师一样的起点：销售。这也为后来的南派传销奠定了基础。

历史之外，究竟有多少人因为陈安之的学说取得了成功，我们无从得知。

唯一可以参考的是，那句著名的“发疯论”被作为一种绝妙的讽刺，改编进了2017年上映的电影《熊出没之奇幻空间》中，而被导演安排喊出这句话的，则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光头强。

02

自卡耐基以来，三代成功学的导师们都曾经赋予过成功学不同形态的定义。

在这基础上，如果说卡耐基的成功标准是“个人人格的完善”，那么陈安之的成功标准无疑要简单许多：“有钱”，或者说“事业有成”，而再之后的罗振宇们的成功标准，则更为直接：“比别人有钱”。

不考虑这些流派诞生的时间背景，单论价值层面，新一代成功学导师们的理念相比于过去，受众面无疑更小、更精英，每个人都可以完善自我人格和事业有成，但每个人都比别人有钱，从逻辑上讲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东西。

而在那之外，这些由成功学导师们苦心推理的法则，真的就能确保人的成功吗，答案或许也不尽然。

以前几年著名的商学著作《基业长青》为例，其这本书的作者，斯坦福大学著名教授詹姆斯·柯林斯和杰里·波拉斯两人，运用了各种科学的研究手法，历时6年，从浩如烟海的企业名单中遴选出了18家研究样本，为了避免“发现大楼”的困境，他们还特地为每家企业都制定了一家用于对照的参考公司。

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有人做出了统计，这本书于1994年所选拔的这批平均寿命超过80年的公司，时至今日，有超过一半的累计收益率为负数，换而言之，如果你在1994年投资了这一榜单中的公司，那么你个人资产增值的可能并不会比其他人更高。

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公司全部都是历时数年精挑细选之后得出的成功楷模，其中不乏沃尔玛、索尼、迪士尼能世界顶尖企业，然而对于这些早已屹立于成功之巅的企业来说，过往80年的成功经历，却让他们连20年的风雨都无法挺过，各中原因难免引人深思。

或许，正如“后视镜原理”所阐述的那样，无论是经商还是从事其他行业，在财富的赚取中，频繁对历史的观察都无助于人认识到眼前道路的走向，因为商业，本质上就是一个瞬息万变的环境。

更何况，这种借由对于成功人士经验的总结得出的成功法则，无疑带着不可避免的“光环效应”。这一由心理学家狄恩发现的原理指出，人们总是会夸大一些他们喜欢的人身上所具备的品质，并且在更多的环境下“见其一点，不及其余”。

一个人可以从马云穿着的布鞋中看出俭朴，从吃冰棍握手中看出不拘小节，从阿里巴巴的创业史中看出领导力和吃苦精神，然而即使全盘组合这些品质，世界上也不会再有第二个马云出现。

因为所谓的成功，本质上只是掺杂着一丝必然性的偶然。

03

当然，在此基础上，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也显得更为迫切：

虽然读成功学不能保证成功，但不读成功学也并不能保证成功，相比之下，读一读如何自我管理、如何实现人生目标之类的东西，难道有错吗？

当然没有错，成功学并不是原罪，真正的原罪是人们急功近利的贪欲，是对于成功的轻视和对于不劳而获的渴望。

内心深处，人们都知道成功需要脚踏实地的奋斗和命运机遇的垂青，然而，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却在无形中成为了催生一代躁动价值的幕后推手。

这之中，基尼数字作为衡量全球贫富差距的指标，已经连续多年大幅增长，2008年，联合国大学和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估算出的全球基尼系数为0.89，远远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其中，另一份报告的数据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百万美元的人数只占总人数的0.7%，却拥有全球总资产的44%。

在此背景下，简单无脑的成功学派的兴盛，无疑加速了文化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猖獗。

在当当网上，以成功为关键词搜索，得到的图书商品超过46万件，而相形之下，以思考为主题的图书只有区区5万余件。

即使是在汗牛充栋的成功学教材中，真正耐心讲述科学道理的，也是少之又少，大部分风靡市场的教材，是关于“如何在三个月内赚到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的指导，显而易见的是，这一类教材和课程的生命，也就仅仅只有这三个月。

香港学者梁文道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书店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到任何一个地方，看一看那里货架上摆放的书籍，你对当地就会形成一个初步的认识。”

无独有偶，著名经济学家索罗斯的私人顾问，在揭秘这位传奇经济学家的一生时，也曾得到过一个相似的看法。

在那场世纪之初的访问里，索罗斯专门去了一趟西单书店，当他站在书店楼时，目之所及，只有三四人在看哲学，这位顾问后来回忆道，目睹这一切的他的心情很沉重，因为那个年代的学术气氛和他看到的学术气氛，年轻人都看怎么挣钱的书，没有人看哲学的书。

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新时代里，人们对于“道”和“术”的一种争执，然而不幸的是，这种争执并没有带来经济和生产力的兴盛，只产出了“坚定信念就一定能成功，不成功就是信念不坚定”的逻辑诡辩。

而在这一诡辩之外，比“我要成功”的观念更不幸的，是“我必须要成功”的信念，比“我必须要成功”更可怕的，则是一种对于单一人生的偏执：

“请不要阻止我成功。”（本文首发钛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