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主动多缴税，对中国富豪有何启示丨凤凰网评论

文丨凤凰网主笔张弘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2月18日表示，像他这样的富人应缴纳“远高于”普通人的税，他批评美国共和党近期的税改计划，认为这将让大企业和超级富豪受益最多。此前，盖茨和巴菲特等富豪承诺向慈善事业捐出至少一半的财富。去年11月，包括索罗斯在内400多位美国富豪联名向国会上书，呼吁不要给富人减税。

综合这些信息来看，盖茨、巴菲特、索罗斯美国顶级富豪的行为，明显不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是显示了“活雷锋”般的情操：在财产的来源上，他们自愿缴纳更多的税收，减少收入；在财产的处理上，他们乐于捐赠，帮助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或资助那些改善人类健康和社会进步的科学研究。看待这些美国富豪的行为，至少有经济、政治、信仰和传统这几个角度。

从经济上来说，现代国家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高税收高福利，政府征税很高，公民从摇篮到坟墓全部由政府包办，这类国家最典型的是瑞典等北欧国家。另一种是低税收低福利，政府只提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这类国家最典型的是美国。显而易见，政府难以做到低税收高福利。还有一类国家是高税收低福利。

在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公民的生老病死均由政府兜底，基本不存在过大的生存压力。在低税收低福利国家，公民的基本福利可以得到保障，但若想享受更好的医疗和教育等，就须付出更大代价，因此，低税收低福利国家比高税收高福利国家的公民生存压力更大，但其经济更具活力。

从政治角度来说，美国经济很长时间奉行的是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支持者通常被称为保守主义者，他们主张的是小政府，反对政府干涉经济，提倡低税收以保持经济活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以后，美国政府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福利，政府规模也逐渐变大。支持者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美国大政府的发展趋势延续很久，直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撒切尔夫人都以哈耶克为导师，重回保守主义。一般而言，美国共和党人偏爱古典自由主义，美国民主党偏爱自由主义。近年来，美国这两派的观点已经比较接近。

事实上，关于富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还是更少的税，一直在经济学界存在争议。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对富人多征税妨碍自由且不公平，而且可能影响富人们的创富热情。而自由主义者认为，对富人多征税可以防范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前几年，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出版，皮凯蒂在书里提出了一系列简单的建议：征收15%的资本税（财富总额），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到80%左右（各国联合起来）等等。皮凯蒂同样觉得，这些措施不太可能实现，因为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可能宁可看到这个系统崩溃，也不愿意让步。皮凯蒂的观点，也引发激烈争论。

资中筠教授的研究显示，由于美国资本主义在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美国学者创造了“包容性资本主义”，或称“包容性商业”、“包容性繁荣”、“创造性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演变”等，其含义可称“全民资本主义”，即设法改变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反对不平等的分配制度，制约财富向上集中。密歇根大学教授普拉哈拉德还提出以全球“金字塔底层人群”为服务对象，用市场的手段提供改善经济地位的机会。2014年在英国的一次会议上，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尔尼称：“正如革命吞噬掉自己的孩子一样，不加节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能吞噬掉对资本主义的长期活力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他们意识到，两极分化导致市场购买力严重不足，这不仅是社会公平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它将直接威胁金字塔尖1%人口的利益，乃至威胁到资本主义存亡。

尽管可以说，盖茨、巴菲特是为了响应皮凯蒂的号召而改造资本主义，甚至可以说是出于自私才主动提出自己多交税。但在美国的制度框架之下，这些最顶尖的富人能主动放弃个人利益，这种行为仍然值得称许。

从信仰和传统的角度而言，西方扶弱济贫的传统来自《圣经》。自从有组织的教会产生之后，教会成为慈善事业主持者和中介人。捐赠者把财产交给教会，由教会发放。美国自建国起就继承了这一传统，美国国父之一的富兰克林是美国公益事业的先驱。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乐于捐赠，他有一句名言“拥巨富而终者耻”。

美国的制度设计和变迁，既可以成就奥巴马这样的黑人平民总统，更使得卡内基这样无数的平民成为富豪。就得失而言，他们是制度的受益者，凭借个人奋斗而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他们无疑希望这一制度更加完善和持续。

与美国这些富豪相比，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是极少数的高税收低福利国家，其税负痛苦指数一直名列各国前茅。近年来，政府大力提倡减税，但并未达到企业家的普遍预期。在此情况下，即便是最顶级的富豪，也难以主动提出自己反对减税。在财产捐赠方面，中国不乏乐善好施的富豪。但中国的公益事业起步较晚，相关的法规仍待完善，民间公益组织的形成与公益活动，往往遭遇掣肘而难以发展壮大。例如，捐赠抵税可以激励民众的捐赠热情，但现有的制度设计远远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和需求。

一方面，中国需要以变革塑造一个更为完美的制度，让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得到更好的体现，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并消除其被剥夺感；另一方面，盖茨等人的行为对于中国富豪而言仍然不失为良好的启示：良好的制度设计，依赖于所有人的努力推动才能完成。于情于理，富豪肩负的责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