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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教育热点,北京名校校长怎么看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孩子该不该报课外班?多校划片能否遏制学区房焦虑?孩子在哪个年龄段出国留学更合适?家长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孩子的未来发展中?    开学季来临之时,《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上述教育问题采访了北京几所知名

孩子该不该报课外班?多校划片能否遏制学区房焦虑?孩子在哪个年龄段出国留学更合适?家长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孩子的未来发展中?

开学季来临之时,《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上述教育问题采访了北京几所知名中小学校的校长,试图给家长和社会一些借鉴参考。

接受采访的校长包括:北京小学教育集团校长李明新、北京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颜凤岑、人大附中翠微学校校长刘小惠等。

作为走在前沿的资深教育实践者,这几位校长的看法值得关注。

辅导班热:盲从会适得其反

一段时间以来,飚涨的学区房,应接不暇的课外辅导班,成为很多家长的教育焦虑。家长们一边在抱怨辅导班剥夺了孩子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一方面又“不敢不报”,生怕后果不可承受。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校长们表示,接受课外辅导不可一概而论,但“报班热”乃至形成集体焦虑,其中既有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原因,也不无功利主义心态。二者形成的社会生态,对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不无干扰。

李明新:名校的学位有限,很多家长希望通过考试,获取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是各种“报班热”持续的原因。

这一过程中家长形成两种心态:一是焦虑,全民焦虑,因为谁都输不起。有家长跟我讲:我家孩子上到三年级时都咬牙没报辅导班,等四年级时,发现单位同事的孩子都在上各类班,我心里开始发毛,就觉得如果不报,万一将来孩子考不上重点学校怎么办?所以大家都在传递焦虑,焦虑的把不焦虑的也带焦虑了。

二是功利主义心态。就是家长让孩子学的东西,不是为了挖掘孩子潜能,或尊重孩子兴趣,而是为了跟将来考试升学挂钩,不挂钩就不学。这其中,也还有家长间的相互攀比。其实真要比的话,应该比每个孩子成长得是不是健康,发展得是不是全面,这些更有意义。

这两种心态,深刻地影响着家长的教育行为,也对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形成干扰。校长和老师不会跟家长说你绝对不要给孩子报班,而只能是倡议、倡导。我想,只有家长真正相信我们的教育改革,相信学校教育,我们的教育才能恢复到良好的生态。

王欢:我觉得家长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好心好意、全心全意地拔苗助长。孩子就是孩子,他有他的成长过程。你使劲让他上这班那课的,把他弄得很疲惫,根本谈不上学习效率,不过是花钱买家长的一个心安:“人家都学了,我不能不学”;“听懂一点儿算一点儿”等等,所以做父母的,要把握火候。

我觉得很多东西不可一概而论,比如说有些孩子进行语言类的学习,进行一些特长、专长、艺术类的学习,我觉得都可以。但要把握尺度,一定要尊重孩子的兴趣,适当引领他,针对孩子的特点、实事求是地进行综合设计考量。

颜凤岑:有些学生本身喜欢学习,多学些东西没问题。但是多数还是家长逼着孩子学,把孩子弄得特疲惫,家长也是被社会风气裹挟。我想关键是家长要理性分析,根据孩子的需求和兴趣去选择。

有时候我觉得家长是在做适得其反的事。比如一些家长,孩子入学前就在课外辅导班上把小学该学的东西提前学了。表面看,孩子入学后在班上可能很突出,老师们问的问题都能答对。但从教育看则有问题:孩子上学,所学内容很多时候是一个载体,而并非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一载体让孩子学会课堂学习的方法,学会听讲,这是很重要的。而一个孩子如果所学内容在课外班都学了,他在课堂上可能就很难再专心听讲。这不仅增加了孩子的负担,而且影响他正常学习。

刘小惠:家长的焦虑,实际上是家长对教育提出了更多和更高的要求,望子成龙是中国的传统,很能理解。课外辅导班是学生个性化辅导的选择,是市场需求的产物,有合理性,但良莠不齐。有统计说,现在大城市不补习的孩子很少,但我们主张学生充分利用好自己在学校的时间和学校的教学资源,积极配合本校老师指导,实现个性化需要。

择校热:“多校划片”能抑制吗?

知名中小学学位有限,购买昂贵的学区房成为家长们“望子成龙”的疯狂选择。为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推动就近入学,北京市近几年一直在探索热点区域“多校划片”,今年更是加大力度。

那么,“多校划片”政策能否抑制家长们的“择校冲动”?

李明新:关键还是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大家都想让子女上名校。过去,一到入学季就电话不断,都想来我们学校上学,现在这种情况得到了扭转:北京市西城区招生制度的改革和规定,包括实施细则,让我们这些校长得到了解放,极大地抑制了择校问题。

我认为多校划片入学,会使一些家长在学区房问题上出现犹豫徘徊,但如果说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消灭学区房,我觉得还是理想化了。因为学区房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包括美国也有,这其中有市场规律的作用。“多校划片”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学区房“热炒”,但可能也不会一下子让这个问题消失。

事实上,教育上的很多难点问题不是教育系统自己能解决的,需要多个部门、甚至整个社会一起来做。

王欢:教育部出台的多校划片政策执行以后,你在我这个片内买的学区房,也不一定就能到这个学校,大家都在这个学区内,统一进行分配的时候,学区房的价值就会被削弱。

我前些年确实是一到入学季就怕接电话,怕得罪人。近三年,我就没有这个困惑了,原因是,他给我打电话也没用,我管不了,这个事是机器管。首先是孩子要先在网上注册,网上验收他的户口本、房产证,如果你不属于这个片区,根本就进不了库,求人、写条子这些东西,的确是得到了特别好的抑制。北京市教育改革最大的成功,我觉得就是在入学的政策上。

刘小惠:这两年北京的教改真的是特别好,很得人心,我个人认为它缓解了“择校热”问题,尽管这个问题还没有被彻底解决。没解决,原因之一是还有不少家长对一些学校还抱持旧的观念,其实像我们这些新兴学校,已经非常好了。

教育是一个过程。随着时间推移,我想老百姓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家附近的学校是最好的”这一点。现在“择校热”已被部分抑制,下一步是要让老百姓对他周边的学校有所了解,作出理性的选择。

留学热:先给孩子一颗中国心

去年一部《小别离》,将家长对孩子出国留学的种种焦虑和殷切希望展露无余,也引发了社会对青少年留学热的再度关注。

在校长们看来,留学热反映了当前教育更开放更国际化的态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国人对中国教育的不自信。校长们认为,家长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送其出国,切忌盲目跟风。低龄儿童出国上学最好有家人陪伴,否则影响孩子身心成长。

颜凤岑: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有这个条件了,经济条件、制度条件都具备了。出去学习是好事,但我认为从孩子角度看,起码得成年了再出去。18岁从法律上来说已成年,从他个人发展来说也有了应变能力和一定的社会经验,出去之后也能独立生活和学习。

我们不建议低龄孩子出去,尤其是小学阶段。基本生活能力还成问题的时候就离父母那么远,对孩子的发展不利,出去要理性,不能盲目。我觉得18岁是个起码的界线。

李明新:留学低龄化本身我就反对,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你父母在国外工作,没有办法,孩子只能去留学、借读。说到低龄,我觉得主要指小学和初中阶段。高中属于大学的预科教育,还能理解,因为他要和一些更有发展潜力的大学接轨。我们现在担忧的是初中小学就去留学。如果一定要去,家长一定要跟上,否则在安全和健康成长方面都可能有问题。

留学低龄化,一是部分家长对中国教育有误读,认为中国教育不如西方,“孩子越早送出去越好”;二是孩子不适应国内教育要求,比如应试教育等,听说国外教育更宽松、更尊重学生,就想把孩子送出去;还有就是部分家长希望孩子未来跟西方文化对接,送孩子到国外去可以比较早地进入西方社会体系。

面对不同出发点的复杂教育需求,我们确实需要在教育改革中深入调研,扭转应试教育倾向,深化素质教育,改进教学的方式方法和教育理念,提升我们的优质教育供给能力,满足更多家长和孩子的需求。

刘小惠:我不太主张低龄化走出去,我认为从孩子心理成长到教育环境,中国孩子跟国外孩子都不太一样。要是我自己选择的话,我会让孩子大学以后再出去。这样当他走出国门,是有稳固的中国文化根基的,会以一种理性思维来鉴别学习不同于我们的文化。其实,开放的政策和环境会让我们国家更繁荣和多元。

我每年去国外都要看那边的中学,其实现在我们的基础教育发展得非常好,与英美国家相比各有千秋。目前,我们不少中小学在教育领域,教师付出、研究方向等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落后。我们的优势是有超前的科技,有丰富前沿的课程。我们很自信,但要很好地传递这份教育自信、文化自信,可能需要我们在漫长的过程中不断地践行。

“留学热”对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更应该把教育办好,当我们自己的教育更强大的时候,孩子们就有了更多元的选择。我想,我们的孩子在出去之前,一定要让他成为一个有中国心的孩子,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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